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日开始了英国和丹麦之行，他此访的主要目的就是劝说这两个国家配合美国大战略，扩大抵制华为和欧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游说，向欧洲施加更大压力。

　　保持与欧洲的良好关系对中国很重要，而欧洲也有同样的利益需求。在美国拉欧洲对抗中国与中国稳定欧洲的对华态度之间，北京显然有更多的行动杠杆，也有更多国际关系内在逻辑的支持。

　　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大搞地缘政治，然而地缘政治格局本身就不支持欧洲与美国联手制华。早就难以主导世界的欧洲，能够更加容忍中国的崛起。而最能够克服双方地理遥远的是贸易和经济合作，双方从中获益显然是主导方面。中美紧张对欧洲有有利的一面，欧洲超脱于中美冲突之外比它对美选边站更有利于扩大其自身的战略空间。

　　美国把中西意识形态纷争当成动员欧洲国家加入反华阵营的主要工具，它既廉价，又方便在西方语境下大规模使用，而且对普通欧洲人来说有较强迷惑性。这使得中国尽量缓和中欧意识形态纷争越来越重要。

　　中欧政治制度、历史传统都不同，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无可避免。但中方可以积极探索缓和中欧意识形态纷争，尽量将它保持在分歧的层面上，不使其升级为纠纷和冲突，尤其要避免中欧形成意识形态对抗。

　　欧洲文化并非从根本上排斥意识形态的多元，尊重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尊重联合国、重视多边主义等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中欧的共同语言。像当年苏联向全球推广社会主义那样向发展中世界强行推广“自由民主体制”，这更多是“西方”的主张，是美国推行全球霸权所带动的跨大西洋冲动。

　　现在美欧矛盾在逐渐加深，欧洲自身的利益受到华盛顿的压制，加强独立自主成为欧洲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个方向。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说都是紧扣利益的价值主张，它的外延再远，但离不开利益的根。当美欧利益分歧越来越大时，它们就不可能在意识形态上是铁板一块，美欧同中国的意识形态纷争即使表面上相似，但深层动力和利益指向也会是不同的。

　　中国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有别于欧洲，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不对外搞意识形态输出。中国意识形态中有许多内容与本国传统相关联，服务于本国的发展与稳定，它们不具有对外扩张性，不是中国改造世界的工具。这为中欧缓解意识形态冲突提供了真实空间。

　　我们认为，今后中国要加强与欧洲的意识形态沟通，让对方更加理解我们一些做法在中国特定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必要性。欧洲国家对中国为促进欧洲社会对华友好的一些具体工作比较敏感，甚至当成“渗透”来看待，相关方面我们是可以积极调整的。中方需实事求是，以效果为导向，让中欧友好的促进工作更受欧洲人欢迎。

　　对欧洲存在极端反华言行，我们该驳斥的驳斥，该反制的反制，同时总体上我们要接受欧洲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并且尊重它们的社会内部对华态度的多元。当对华更强硬的一派一时得势时，我们不妨耐心些，等待情况的自然反弹。

　　缓和与欧洲国家的意识形态纷争，这需要中国展现出更多胸怀和智慧。我们要认识到朝此方向努力的必要和紧迫性，也要看到它的现实可能性。中欧之间可以有围绕人权吵吵嚷嚷的相互争辩，但不要让这些争辩太伤感情，莫给一些势力用它们来定性中欧双方“势不两立”的机会，这是中国有可为的，而且欧洲在这方面某种程度的配合也是可期的。

　　美国为全面打压中国正在进行对外政策调整，中国反制美国打压的调整也需及时跟上。我们搞好中欧关系，会反过来给美国最终在对华问题上改弦更张施加压力。美国执政精英试图发动新冷战是不义之策，它终将尝到失道寡助是什么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