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老树说，经过日夜更替地慎重思考，当他答复提问者要是重选大学专业的话他会选择哲学时，学生很诧异，这不是比原来的中文更虚嘛！

　　关于哲学的概念，以及是不是虚，的确是很复杂的问题，若是仅限于大学哲学专业的科目安排，更虚的情绪我能够理解，钱钟书《围城》中学哲学者就归入被看不起的行列。现在的课表变化虽然大，但身为教授的同学仍然很郁闷学子的提问：学哲学有什么用？对此尊师李德顺不以为意，“你要做什么吧”是先生的自信，言下之意哲学对任何行当都助益多多。

　　做什么都有用，其实也就是没什么实际用处，也是虚。我这样想，却不敢当面回应老师。虽如此，但要平心而论，先生所指确是箴言。尤其是当哲学不是课堂学问，而是原著、是思想，是生活智慧阅读的时候，无疑是大智慧——这是哲学家的领地，就不敢妄言了。

　　生与死大约是人自身、人之间和解最简单也最困惑的问题。智识们曾寄望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来达成和解，现在看，“东方主义”的萨义德们显然不赞同西方视野下的和解，晚近更有人证明说，不同文化差异是冲突的根源。面对文化这个宽泛的模糊概念，同样难以有明晰的阐述，或者干脆就是空洞而无意义的预设。

　　撇开文化空洞的范畴，宗教不仅是生死焦虑的产物，也试图担负起和解的责任。逻辑上讲宗教溯源最终会归到智识不能抵达的源头：上帝、真主或者是中土的天等，作为世界的创造者，内涵上共享着精神上的一致性。生死焦虑的背后，源于归一动力（上帝、老天）的恩典，这种理念上的趋同按说在人、人生以及人之间是可以携手和解的：教派之间也可以融贯，如中式的释道同庙。

　　据梁启超同志说，耶稣会进中土之初也巧妙随俗，并不干预民众对天和祖宗的祭拜，传教数十年成效卓著。吊诡的是，源出于一的不同派别间会有莫名的难解之处——是基督徒便不能是印度教徒之类。曾经卓有成效的中原传教事业，罗马教宗就难以忍受，1704年发出敕令禁止中原教众拜祖祭天。此举致天朝震怒，教皇遣使监禁澳门，结果传教事业顿挫，连神父捎带进来的科技学问一并牵连，致华夏错失百年，让梁公唏嘘。

　　相容不下不知是为何。虽然对宗教内里的道理一无所知，但作为信仰，俺很敬重，所以很不同意自封艺术家的导演找个秃头演员戏弄牧师的创意，信仰始终是神圣的，但为什么不宽容呢？撇开中世纪那种肉体欲念顶着的脑袋冒充上帝的行径，中国也上演过佛道相残的悲剧。到今天，信仰也没有架起不同教众之间通泰的桥梁。

　　考虑到还有很多无神论者并不愿意依照一种宗教的方式生活，或者和解之旅就需要回到“无所不能”的哲学。死亡导出了生存的意义，这是哲学对终极问题的一种回复。加缪相信哲学唯一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不自杀”，这不是悲观叙述，而是对生与死问题的追索，是超越派别的“宗教”。加缪设想生死的更替如西西佛斯推举巨石的轮回，可以是积极乐观的。哲学的“虚”固然不是妄言，然而，哲学将宗教（信仰）理性化，把理想现实化（比如《尼各马可伦理学》），把终极不可言说的道理逻辑化的意图，无疑给人心焦虑的生死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尽管不完善）。此外，作为分析、认识，甚至处理问题的“智识工具”，哲学有“公理”意义，所以马克思才会说哲学“改造世界”。换句话说就是不管“你要做什么”，哲学都是“有用”的。除去这个狭义的功利说辞，客观说，哲学可以是宗教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皮埃尔·阿多就感言：选择一种纯粹哲学的生活方式不失为明智之举。

　　更重要的是，我们曾经以为是的哲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哲学的理念世界跨越了上帝、老天这样的山头，不属于任何宗派、团体，也非某个群类或个体独占的学说，自身在诘难中成长，唯物、唯心，或者是人本主义、逻辑学派之类的分野只是关于人与世界及人之间的不同视角，并非势不两立的仇敌，伊斯兰、基督教名下的徒众，都可以在柏拉图（也许还有孔子）门下商谈、研讨，在通向真理的路途携手而行——作为从具象世界抽离出来的一般学问，哲学对世界的体察，对人生终极问题的诉求是宽容的，如果人们真的选择“哲学”的生活方式，即便不纯粹，相信不同的种族、群类，甚至个体心智内的冲突都可以达成和解。

　　也许哲学才是和解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