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澎湃新闻6月24日报道，62岁农民工周永德猝死在工作岗位，企业老板却以周永德是超龄农民工，不受劳动法保护为由，拒绝赔偿和支付安葬费。后经调解，企业老板愿意一次性支付10万元私了，并称家属若不接受，就拒绝先期支付安葬费。

　　看到这样的新闻，网民的态度主要分为三类：同情农民工，认为家属应该走法律程序维权，获得相应的工伤赔偿；从现实出发，认为家属应该接受10万元私了，“不能狮子大开口”；老板肯雇用超龄农民工是在做好事，如果猝死事件被认定为工伤，那么企业将承担很高的赔偿金，以后就没人敢雇超龄农民工了。

　　虽然超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存在争议，但超龄农民工因工受伤应该认定为工伤，法律上还是比较明确的。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中明确，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

　　而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三种“撕裂式”的声音，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工伤与否，事关家属得到的赔偿差距巨大。

　　据了解，对于因工死亡职工待遇，根据2010年《工伤保险条例》，包括供养亲属抚恤金、抢救产生相关医疗费用、丧葬补助金以及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倍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而非工伤死亡的相关待遇，包括供养直系亲属生活困难补助、抢救产生医疗费用（全部由死者医疗保险承担）、丧葬费（2个月企业职工月均工资）以及一次性救济金（按照其最高标准，供养三人以上则为12个月死者工资）。

　　这样一来，如果认定为工伤，仅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就相差了近30万元。这对于一个因工死亡的农民工家庭的家属来说，无疑是一笔可以赡养家庭成员的赔偿款，能极大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但由于超龄农民工不能缴纳社保，这意味着相应的工伤赔偿款将全部由用人单位承担，这对于用人单位特别是小企业来说，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也难怪有些网友会说：“如果企业需要承担的赔偿金过高，以后就没人敢雇超龄农民工了。”

　　因此，在现实中，不少用人单位采取私了的方式解决超龄工人的工伤问题。正如这则新闻所报道的那样，企业老板选择一次性支付10万元私了，并称家属若不接受私了走法律程序，就拒绝先期支付安葬费。

　　事实上，企业老板敢放出这样的“狠话”也是有底气的。由于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规定不够简单、灵活，特别是关于工伤赔偿程序十分繁琐，从申请工伤认定到行政诉讼、仲裁到法院起诉，直到执行，整个程序下来少则一两年，多则三四年。即便是打赢了官司，也不见得能拿到赔偿款。因此，在现实中，选择私了的工伤案件不在少数，而这不利于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日益凸显，超龄农民工群体也势必会越来越庞大。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一方面，对于超龄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和工种，国家应立法有所限制，并明确相应的法律关系，要求用人单位提供充分的劳动保护；另一方面，如何保障超龄农民工在发生工伤事故后能顺利鉴定为工伤，并且能让企业不因需要承担巨额赔偿而对雇用超龄农民工心存忌惮，这就需要相关部门从顶层设计的高度，针对超龄农民工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和科学研判，提出相应的解决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