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穀这个人，《宋史·陶榖传》中是这样介绍的：陶穀字秀实，是邠州新平人，此人才华出众，十多岁时就能写一手好文章，因此从家中被征召，担任校书郎、单州军事判官之职。陶榖不仅文章写得好，作为皇帝身边的一名臣子，他对政事也极有见地，经常能提出一些见解来，他曾经上奏说：“近来去西台，每次都见到台司审查案子，很少有立即决断的。甚至坊间夫妇间有小的争吵，也要拖延好长时间，街市中的死亡丧葬之事，也一定要等台司的判决书，奴婢们病死了，也必须经官府检验。官吏们趁此机会做坏事，结果有时会过了十几天都不能够埋葬。希望重新申明条令来革除这些弊端。”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他还曾经请求训练乐工、建议禁止百姓伐桑树、枣树做柴火，皇上同意了他的全部请奏。可见陶榖的才华不是花拳绣腿，而是有实际效用的真才实学。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陶穀是极有见地的人：世宗曾命令20多人各自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文章交上来后，世宗发现这些论策大都以修文德、使远方的人归顺为主要意图，只有陶穀等少数几个人认为疆界十分接近江、淮，应当用军队攻取这些地方，这正合世宗的心意。陶穀这个人，还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给人一种正襟危坐、不怒自威的感觉，经常大谈“慎独”。因为才华出众、深受皇帝的赏识，陶穀的官职也屡获升迁。陶穀曾自豪地说：“我的头骨外形不同寻常，应当戴貂蝉冠。”意思是说：我这样有才华的人，应该被委以重任！

　　按理说，这样一个才华出众、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前途一定不可限量，但奇怪的是，陶穀后来在仕途上却并没有平步青云，入宋后仅为翰林学士。这是怎么回事呢？

　　《南唐近事》一书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这本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朝廷派陶榖出使南唐，名义上是借书，实际上是要他侦察江南的情况。陶榖在出发前，私下里给南唐的大臣韩熙载写了一封信，信中傲慢地说：“我的名字追随陶潜，生性傲慢而喜欢逢迎，希望你做好接待工作。”陶榖到南唐后，果然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气色高傲、一脸严肃，即使是筵席间谈笑，也从来都笑不露齿。陶榖的样子让韩熙载很不舒服，韩熙载是个经过风、淋过雨、见过大世面的官场老油条，看出了陶榖纯粹是“假正经”，因此十分瞧不起他。后来，韩熙载以“六朝的书尚未抄写完”为由留陶榖在南唐住些日子、说是等六朝的书写完了再让他回去。于是陶榖就在驿馆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半年。期间，韩熙载派了一个姓秦的漂亮歌女冒充驿卒的女儿、穿着破旧的衣裳，早晚持扫帚在驿站的庭院中打扫。陶榖见秦氏颇有些姿色，就上前询问她的身世，秦氏说：“小妾不幸，丈夫已亡，无处可归，只能托身在父母身边，小妾的父母就是驿站里干活的老翁、老太。”陶榖听她如此说，起了怜香惜玉的念头，更主要的是贪求她的美色，对她说话就渐渐轻慢、不庄重起来，在美女面前，再也不能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地讲正经大道理了……

　　半年后，陶榖要离开南唐了，还填了一首肉麻的《春光好》赠给秦氏：“好姻缘，恶因缘，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临行前，南唐后主李煜在澄心堂设宴款待陶榖，此刻，陶榖居然又假装正经起来、威仪如故、一本正经地说些关于做人的大道理。韩熙载一见，就让秦氏到席前弹唱，秦氏边舞边唱，唱的正是陶榖赠给她的那首《春光好》！陶榖一听，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到地里去，只好以喝酒掩饰，喝得大醉。李煜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也十分瞧不起陶榖，所以，第二天只派了几个小吏带了一壶酒在郊外为他送行。陶榖尴尬地回到京城，但此时，他的那首《好春光》已在京城传唱开来，他在南唐的丑事已尽人皆知了。从此以后，他就一直没再得到重用。

　　平心而论，作为臣子的陶穀，在诸多方面都很优秀，但在私德方面却不够严谨。他身上集中了许多亮点，原本凭这些亮点能获得无限前程，但仅仅因为私德方面的一个污点，美好的前程就被断送了。陶穀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一是一个人如果真的想当正人君子，就要从内心深处认认真真地去修炼，而不能靠“假道学”面具去骗取，那样迟早会被人识破、成为世间的笑料。二是一个人，如果真想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就得在任何地方都严格要求自己，否则的话，一个污点就可能毁了全部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