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年人在孩子眼里是什么身份？是权威、是不可逾越的强大力量。周末带五岁的闺女去买东西，得知她还有个妹妹之后，服务员来了兴致，问她：“你妈妈喜欢你，还是喜欢你妹妹？”见她不说话，又说：“我猜肯定喜欢你妹妹。”“因为你不听话。”最后几个字，服务员故意加重音，然后得意地看着她。我虽然没看她的脸，但我知道她肯定在思考：妈妈到底喜欢谁？我猜她肯定懊恼了，并且想要相信阿姨的话。我马上制止这个不愉快的谈话，说：“妈妈最喜欢姐姐了，不论什么时候。”服务员讪讪地笑了。

　　我这句话让女儿有了底气，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她不仅没有吵着要离开，还时不时地亲我一下。显然，我的话给了她信心和力量。身份不同，权威自然不同，在她心目中，那个陌生的阿姨的话显然不能和妈妈的话等量齐观的。

　　秉承人性本善的初衷，再联想起我小时候也受过很多叔叔阿姨类似的询问，我愿意相信，那个服务员的话是无心之举，也许她是想用一种挑逗的语气和孩子聊天，结果自己也没有想到最后把“挑逗”加重成了“挑衅”。但作为母亲，我不能让孩子受无辜的冤枉，更不能让她认为妈妈的爱是不可信的，是要靠她的听话来讨好的。

　　孩子听不听话，常成为大人们评判好、坏孩子的标准，但是他要听谁的话？谁的话才是评判好坏的标准呢？是家长、老师还是社会上其他的长辈？当听话成为一种习惯，他们也许会失去自己思考的能力，小时候听家长的话，长大了呢？当他们成为成年人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善恶的评判标准依然来自于别人，那么他们拿什么来保护自己？

　　2017年11月，一个小学老师的微博曾引起热议。

　　王悦微班上有一名学生举报同学带巧克力来学校，违反了不能带零食的规定，王老师就把巧克力没收了。但后来王老师发现，举报者是因为勒索巧克力未遂才告状的。于是，王老师批评了带巧克力的同学：“你带零食来学校，是不对。”然后，她又批评举报者：“你以告老师来威胁同学，问人家要好处，更可耻！”最后，她让带巧克力的同学当着举报者的面吃掉了巧克力。王悦微像往常一样发微博分享了这件事，没想到这个微博和她本人都火了。

　　王悦微老师做的对不对？很多人跟帖，诉说身边鼓励告密的事情和自己被告密的感受。也有很多评论，一些人坚决支持王老师的处理方法，另一些人持反对意见。王老师几天后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学生告状很正常，但不能以此培养告密者》。在这篇文章中，她详细区分了三种学生告状的类型：一是出于儿童朴素的道德感；二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被侵犯；三是出于嫉妒或威胁的动机告状，损人利己。她支持前两种情况下的告状，认为第三种值得警惕。因为“我们绝不能培养学生来做告密者，这是很可怕的……我不希望通过同伴之间的相互告密来掌握他们的动向。”

　　身为两个孩子的家长，我也不希望将来我的孩子们会遇上不问青红皂白就上来各打五十大板的老师。相反王老师的做法更让我信服。因为她并没有简单地惩罚违反学校规定的孩子，也没有粗暴地将“告密”这种行为判以对错，而是用一个老师的威权教育孩子如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这使我联想到近几个月舆论关注的江歌案。在母亲、老师和同学的眼里，江歌应该是个听话的好学生，即使在被害的前一个小时里，她还在和母亲通话中对母亲对她安全的担忧给出解释：“日本的治安很好的”——这是她基于别人的社会经验做出的判断。而案件的另一方，陈世锋和刘鑫的表现却又让人如此费解，善与恶在他们眼里都太过渺小，自私和任意妄为占据了他们整个内心。在这个案件里，到底是恶欺负了善，还是善最终战胜了恶？我想在江歌母亲眼里，即使再公正的判决也无法挽回她那善良的女儿。

　　到底该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他们在明白对错的同时，正确地看待善恶？当面对强大对手的时候，是隐忍地包容还是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反击？我想，仅靠一个家庭或者一个老师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全社会来反思我们的教育。就像王悦微老师在微博上写道：“我可以在我的班级里营造这样一个小小的世界：作恶就要被惩罚，善良就应该被保护，每个人脸上都没有受过欺负的瑟缩和委屈，每个人的心都是光明的，每个人的灵魂都是自由的。”

　　说到这儿，又想起女儿幼儿园的一件事，班里有个带助听器的小朋友，口齿不是太伶俐，女儿从没主动提起过。一次开家长会回来，我和爸爸说起这个孩子，被女儿听到，她说老师告诉他们小朋友是在学外语，“他特别好学，老师让我们不要碰掉他的耳机，要不然他听不到里面的声音会哭的。”我和爸爸相视一笑，感谢老师给孩子一个爱护同学和自己的最好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