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政策,实际上是1979年以来美国对伊政策的延续,只不过更加咄咄逼人而已。过去两年,美国在对伊“以遏促变”、实行遏制“持久战”和掌控中东能源市场等方面保持了稳定。在此期间,美以沙反伊准联盟日益成型,美伊博弈节奏也因一些突发事件而受到影响。
2020年5月8日,是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两周年的日子。
与两年前美国对伊朗威逼利诱未果之后一意孤行“退群”所引发的国际哗然相比,美国近日宣布将从沙特部分撤军且一并撤出“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使得美伊关系更加扑朔迷离。
事实上,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的这两年,美伊关系总体上呈现稳中有变的基本态势。
美国的伊朗政策保持了基本盘上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在具体层面既产生了一些有利于美国的地区格局变化,也因国际突发事件而出现一些变数。
从总体上看,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仍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以来,特别是伊朗人质危机事件以后美国对伊政策的延续,所不同的只是其表现更具咄咄逼人之态。
以退出伊核协议为起点,美伊虽然“斗法”不断甚至面临崩盘的险境,但美国对伊政策仍维持了诸多不变之处。
第一,美国对伊“以遏促变”的战略定位没有变。
虽然特朗普政府秉持“逢奥必反”的行为逻辑,对奥巴马政府费尽周折才得以艰难促成的伊核协议痛下杀手,但这不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在对伊战略上存在根本对立。不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其对伊关系的缓和或紧张,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奔忙。
奥巴马政府促成伊核协议并非是为了彻底扭转美国长期的对伊敌视态度,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也不是为了对伊开战,两者只有战术上的差异而无战略上的分歧。
不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自卡特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在对伊朗的“以遏促变”上可谓一脉相承。对伊遏制的花样会有不同甚至反复,但其内核并无变化。
第二,美国对伊遏制“持久战”策略没有变。
美伊断交后,美国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抗击伊朗,在海湾战争以后全力扶持沙特作为抵抗伊朗的海湾前哨,在之后的叙利亚内战和也门内战中支持各利益攸关方抗击伊朗及其盟友,这些充满着浓厚“代理人战争”色彩的做法,体现了美国在对伊关系中难得的极强“耐心”。
既然遏制而非战争才是美国对伊政策的首要选项,那么就不难理解美国40余年来在对伊遏制上只有一般遏制或超强遏制上的区别,而遏制的“精髓”便是“慢工出细活”,不论是杀气腾腾的全面制裁还是色厉内荏的战争讹诈,其目的仍然是将伊朗的变天寄托于时间的力量。
第三,美国将遏制伊朗作为其掌控国际能源市场的部署没有变。
特朗普以核问题作为从战术上调整美国对伊关系的切入点并非偶然,伊朗所遭受的国际制裁便因受其核计划牵连而来。作为对其促成伊核协议达成并积极履约的回馈,伊朗所受国际制裁得以逐步解除,其中便包括伊朗油气出口制裁的逐步解冻。
然而,美国大幅削减其对中东石油的进口量,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中东石油市场进行操控。特朗普政府不能容忍伊朗重新成为一个合法的石油出口市场,因此不顾国际观瞻和违约指控,在退出伊核协议后重启甚至加大对伊单边制裁。
在遏制与制裁伊朗方面,美国和沙特的目标高度一致,但美沙在不久前因沙特的增产降价之举而矛盾日益公开化。
在美国看来,沙特与俄罗斯有“唱双簧”挤兑美国页岩油之嫌。美国不愿看到在对海湾石油市场的掌控中出现顾此失彼的局面,适度利用伊朗及其盟友来牵制沙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合理选项。
当然,特朗普在“退群”后的具体谋划中,也在涉伊关系上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
首先,美以沙反伊准联盟日益成型。
特朗普利用伊核协议和全面制裁大做文章,将其在中东地区两大长期敌视的盟友以色列和沙特成功聚合起来,沙以高层在政治上公开互动。这既使得美以沙阵营在实力上大于美以和美沙之间的力量相加,也使得美国得以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投入成本。
其次,国际突发事件使得美伊在博弈节奏上出现一定变数。
随着新冠病毒席卷美伊,两国均承受了国际国内公共卫生安全上的巨大威胁和压力,特别是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和航母上出现大量确诊病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美国对伊遏制的精力。
在此情形下,伊朗动作频频,从岸基导弹和远程火箭跟踪锁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军舰,到革命卫队首次成功发射军事卫星,再到霍尔木兹海峡拦截“扫描鹰”无人机,并以防范新冠病毒为由喊话美国“换囚”和抛出今年10月即将解除的常规武器联合国制裁议题。
特朗普则忙于应对国内压力,除了毫无悬念否决国会限制其对伊发动战争权限的法案外,在对伊动作上则相对收敛。
特朗普政府对伊关系中的变与不变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尽管美伊两国力量存在显著的不对等,但正是在美国将伊朗和能源作为其中东战略的两大着力点,特别是在对伊长久遏制计划的引领下,美伊不对称博弈才得以出现“热闹”纷呈的复杂局面。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