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河北省泊头市侯落鸭村村民郑潮军，因用铁镐打死村长侯志强被判刑8年。96名村民联名上书河北省高院，要求释放郑潮军。村民称，侯志强是个恶人，除了殴打敲诈村民，还用暴力威慑村长选举。今年6月，河北高院驳回了“郑潮军实属正当防卫”的申诉。（见7月14日安徽卫视报道）

　　从报道的情况看，侯志强确实有点像“南霸天”。他“殴打、敲诈村民”，入狱、出狱、再入狱显示了他的恶行，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当上了村长。据说是通过“暴力威慑村长选举，并自填选票，最终以接近全票获选”。

　　郑潮军打死侯志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96名村民联名求情，称其是“为民除害”的举动，让我们看到了这起案件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因素。因为侯志强之所以被打死，是在“他第十次敲诈”后，村民郑潮军的“忍无可忍”。我们常说，惹不起躲得起。试想，如果郑潮军有处可躲，也许这起案件就不会发生。

　　其实，事件来龙去脉的逻辑已基本清楚。基层法治疲软，给了侯志强“南霸天”式的机会，基层一些干部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形中激化了矛盾，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又不能通过正当途径解决时，以暴制暴似乎成了必然的途径。

　　也许类似事件还不多，但黑恶势力渗透农村基层、凭借村干部身份谋利的现象，并不少见。2010年，全国打黑办就曾把突出打击、操纵农村选举，把持基层政权、欺压百姓的黑恶势力列为重点之一。

　　当下，农村治理有两个特征，一是基于民主基础上的村民自治，二是民主选举天然会倾向“能人”政治。由于一些地方法治的缺位，黑恶势力容易披上“能人”的外衣，通过威胁、恐吓、监视、贿选等手段上位。这中间伴随的，则是一些基层干部的简单化管理，甚至是在个别地方，乡镇官员与黑恶势力结成腐败联盟。不少事实证明，越是基层法治建设薄弱的地方，越容易出现这类问题。

　　这一事件，从一个层面反映出当前某些基层存在的法治困局。保持农村的社会稳定，必须防范出现“南霸天”式的村干部，出现以暴制暴的“私力救济”现象，而这只有强化基层法治建设才是长远之策。因为法治不力的村民自治多数时候都会发生“异变”，而一些人的不作为和法治意识薄弱，则容易使问题和矛盾更严重。只有真正将权力关进法治的铁笼，才能形成自上而下的纠正、自下而上的效仿，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实现真正的良性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