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9月7日，安徽高院在亳州市委机关报《亳州晚报》上刊登公告，向“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中原判有罪的邱超等19人赔礼道歉。公告称，经重审，2014年10月30日，检察机关决定对邱超等19人不起诉，终止追究刑事责任，并依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已向邱超等19位赔偿请求人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现以此公告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登报道歉”方式向蒙冤者表达歉意，这一做法值得肯定、点赞。诚如有法律学者指出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不仅是对当事人精神上的安慰，也有利于当事人重新融入工作；也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法院只有积极认错，才能赢得公众信任”。

　　其实，在错案冤案纠正过程中，支付国家赔偿金，进行“赔礼道歉”，是法律的既有要求。依据《国家赔偿法》，司法机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对冤假受害人进行“登报道歉”，是依法理应具有的常态。

　　在这种背景下，安徽高院上述“登报道歉”做法竟是“全国首例”的现实，更加令人关注。何以会造成这种局面？除了相关机关缺乏道歉意识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现行法律制度并不健全完善。比如，“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指的是什么，具体究竟应以何种方式、形式“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目前《国家赔偿法》都缺乏具体规定。另一方面，如果相关机关拒绝赔礼道歉，应该怎么办，相关法律同样也没有进一步规定。

　　法律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后果便是，面对冤假错案纠正，一方面一些机关虽然“赔礼道歉”了，但这些道歉却往往显得并不十分规范、正式，或者只是口头道歉，而非书面登报道歉，或者仅是法官的个人道歉，而非组织出面道歉。另一方面，一些机关甚至干脆只支付赔偿金，而拒绝道歉。

　　法院向蒙冤者登报道歉，维护了司法的公信力，理应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司法自觉。相比“真金白银”的赔偿金，赔礼道歉或许有点虚，不值得太在意当真。但如果换个角度审视，赔礼道歉却是公民人格权利是否受到充分尊重的一种实在体现，《民法通则》中就有公民名誉权受侵害后有权要求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相关表述。如今的道歉行为，既是道德伦理意义上的礼数，也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治秩序和精神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