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保人“被延迟退休”，主要原因在政策，次要原因在服务。“被延迟退休”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和解决方案，对于社保信誉是一种损害，甚至会影响到部分人的参保积极性。

　　2000年，河北唐山个体户王丽岚，通过当地人社部门散发的宣传材料接触到“居民养老保险”。材料宣称，无工作单位的“灵活就业人员”，只要达到50岁法定退休年龄，并且连续缴费满15年，可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而在参保满15年后，王丽岚却被告知，由于“政策变动”，退休年龄被延至55周岁。（见12月28日《新京报》）

　　参保人与地方人社部门之间其实达成的是一种契约关系，人社部门宣传材料以及参保人所拿的缴费凭证等则是一种“合同”。当参保人尽完缴费义务，也符合宣传材料所设定的规定，当地人社部门应当按契约办事，兑现承诺。然而，参保人员“被延迟退休”现象在当地不在少数。

　　原因之一是，政策变动、沟通不畅。制作宣传材料时，女性个体人员退休年龄尚无具体规定，人社部门参照“女工人”50周岁退休标准制定。此后政策变动，导致众多参保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延迟退休”。

　　原因之二是，当地未及时严格按照国家社保主管部门规定办事。2001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文件要求灵活就业人员女性55岁退休，当地却没有立即遵照执行，河北直到2006年才发文明确，这造成了很多参保人“被延迟退休”。也就是说，2002年到2005年，上级规定与地方规定处于“打架”状态。

　　另外，针对2006年之前参保人员缺乏过渡性政策，也造成了今日的结果，即政策设计不合理不完善。还有，政策变动后人社部门没有对参保人员一一通知，造成参保人不知情。

　　一句话，参保人“被延迟退休”，主要原因在政策，次要原因在服务。“被延迟退休”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和解决方案，对于社保信誉是一种损害，甚至会影响到部分人的参保积极性。

　　因此，首先要汲取这一现象的教训。今后，国家层面在制定或更改公共政策的时候，要尽可能顾全“历史因素”，作出细致规定以供地方参照执行，避免政策“打架”情况的出现；地方层面也要制定过渡性政策，确保民众知情权和选择权。社保政策应上下保持统一，才能维护公信力、进一步扩大社保覆盖面。其次，应修复因政策变化等问题带来的不利影响及损害。

　　重视契约精神，关系到社保的信誉或者公共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