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薪酬变革在央企全面发动。

　　媒体报道，作为常年高薪标杆的银行高管在减薪冲击下，截至4月初，超过10位银行高管离职；其中包括中国银行副行长祝树民、岳毅，以及该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

　　即使银行方面称，这属于正常的人才流动。但高管短期如此密集出走，仍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致使央企、国有金融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年薪不能超过60万元。

　　这表示2014年成为国有五大行的高管们拿高薪的最后一年。

　　围绕这样的薪酬调整，普通公众一片叫好。

　　但来自央企高管的一些声音也值得关注。“每月7800元工资。”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陆启洲的一句话引起热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董事长贺同新称，按照2014年的税前数字，他的薪水大约下降了45%到50%.如果干得好，会再好一点。

　　建行行长王洪章则表示，降薪是中央非常正确的决定，也是解决领导干部薪酬公平的很好的政策。银行高管还享受政治待遇和职务上的安排，和政府干部也可以互调，工资向公务员靠拢有利于公平干部薪酬。

　　如此理解和配合中央决策，本应为这些高管们的觉悟感到敬佩。但结合当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确定的简政放权、回归市场之方向，央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向民间资本开放，进一步走向市场是大势所趋，如果央企高管工资最终与公务员并轨，显然值得商榷。

　　央企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力量，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五大商业银行为例，中国工商银行已经是世界最挣钱的金融机构，而其余如建行、农行也常年雄踞世界500强企业的前列。但这些占有上游政策、资源、资金优势的机构，一方面对国家重点项目和基本建设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同时对亟待转型升级中的民营企业产生了抑制作用，间接导致这些市场创新的主体支付了高昂的融资成本。

　　因此，未来无论银行业还是其余央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走向市场，才是大势所趋。

　　此前，由于央企高管薪酬动辄百万，甚至千万，舆论将高管的这种自定薪酬称之为“享着政府官员的权，拿着华尔街商人的钱。”事实上，厘清国企高管到底是官员还是商人，不仅是解决国企高管薪酬问题的关键之一，也是杜绝国企高管蛀虫腐败的制度前提。明确国企高管身份，国企产权明晰，实现当下国企从官有向民有的转化，是考量未来决策者最关键的命题。

　　因此，在改革没有全面到位之际，针对央企高管的限薪令可以视为一个权宜之计，顺应民意，建立一个与其实际贡献相匹配的、公开透明的薪酬制度，为未来改革争取时间方为题中之义。

　　现阶段改革后的央企高管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薪酬水平将不超过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7到8倍——即使这个比例，也高于我们的邻国日本。由于在一次分配中资强劳弱的现象依然存在——央企也无例外，因此，在高管减薪之余，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提升一线职工收入相当紧迫。比如去年中国银行向境内分行配置基层网点员工专项补贴、同工同酬补贴、薪酬竞争力补贴，进一步提高了基层员工薪酬水平。

　　但要真正将央企高管和一线职工收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差距，一方面要依法提升劳动者在工资谈判过程中的博弈能力，有关部门依法加强监管，更重要的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全民所有的国企实现全民持股，在公有制的原则下，推动其市场化进程，全面提升其竞争力和利润率，通过发展为职工加薪和完善福利创造可持续增长的前提。

　　央企高管纷纷离职不足惧，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职工正常收入增长机制却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