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一张以李东生为形象的海报在媒体圈被热评。在这张海报上，“挺起中国经济脊梁”的金色大字相当夺目。今年9月末，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际，李东生亲自站台的形象广告在纽约时代广场、好莱坞中国大剧院上亮相。

　　如今，企业家成为广告代言人已不是什么新闻，这些市场中的风云人物，聚集了强大的人气和影响力，为自己的品牌和产品摇旗呐喊，往往会产生出人意料的传播势能。

　　但李东生不同。在一个经济下行的冬天，他呐喊的价值远远超越了企业本身，直击中国当下经济转型和升级的痛点，为努力突围的中国实业努力探索再度腾飞的路径。

　　这声呐喊来得正是时候。

　　改革开放37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笑傲全球，直逼美国，跻身10万亿美元俱乐部，其立身之本便是强大的制造业释放的强劲动能。

　　2010年，世界制造业迎来新的王者。当年世界制造业总产出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此前，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宝座”由美国从1895年一直保持到2009年。

　　但中国制造却从加冕那一刻起陷入巨大忧患。2012年1月我国出口额同比下降0.5%，这是2009年12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随后，随着西方经济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持续放缓，加上美国主导的TPP等新兴贸易游戏规则的浮出水面，预示支撑“中国制造”的国际贸易空间正在加速缩小。

　　首先，遭遇金融危机的西方国家迫于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缺乏摆脱经济危机的引擎，尤其是受困于巨大的就业压力，开始了一次强势回归——再工业化。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甚至预测，将有15%针对北美市场的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31年来首次出现年度贸易逆差的日本，也出台激励措施，避免产业“空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入世以来，“中国制造”成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头号目标。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美国主导的TPP等贸易围城使出口低迷的中国制造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随着周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开始成为“承接转移”的生力军，对传统中国制造完成釜底抽薪。

　　数据显示，以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2012年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2500元至3000元——假如往内地迁移，又遇到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环保压力。

　　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制造”的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快速上升。2002年美国人有一项调查，结论是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为64美分，仅相当于美国工人平均小时工资（21.64美元）的3%。如今已经快速上升到美国25%。

　　此外，2008年以后政府投资扮演了振兴经济的主力军，4万亿财政投入和天量信贷多投向了国家重点项目和大中型国企，加上体制变革的滞后，公权干预微观经济的趋势严重，权力寻租现象暗流涌动，导致垄断色彩浓烈的国企获得突飞猛进。而民营制造业的发展环境却有逐步恶化趋势，资金、政策瓶颈凸显，大量民企老板出逃和高利贷等民间金融乱象随之呼啸而至。

　　一个突出例证是：在2015世界500强中，中国最挣钱的公司是中国工商银行，而美国却是苹果。

　　在外贸形势局部恶化、整体内需不畅的背景下，完成原始积累的民间资本在缺乏正当合法出路的情况下，开始了一次逆向流动——去实体化，沦为投机谋取短期利益的炒作大军。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前三季度GDP6年来首次跌破7%，家电市场乃至整个中国制造业充满阵阵寒意。很多人将其形容为历史上中国实业最为艰难的时期已经到来。

　　即使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优势依旧相当突出——是世界上制造业高、中、低端产业链条相对比较完善的少数国家，并且有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雄厚实力做坚强后盾。

　　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是新常态，也成为五中全会确定的十三五规划的主基调。按照总理的诠释：中高速增长和迈跃向中高端水平是相辅相成的，这涉及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而与转型升级两个密切相关的词汇是：互联网+和智能工业2025.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界始终存在着一场意味深长的争论：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

　　相对于一些狂热的互联网信徒，不少实体巨擘都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互联网只是工具，实体才是根本。亚洲新首富王健林就不止一次发表过类似观点。

　　中国经济的未来全球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和德国，而这两个国家并没有脱离实体去掀起互联网狂飙，只是顺应时代潮流，默默地利用互联网平台，立足强大制造业实力，持续创新，将实业推进到智能时代。

　　这首先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经得起煎熬的情怀。相对于急于获得资本青睐、甚至拿本应投资实体的钱去炒股炒房的企业家，这更是一种难得的远见和担当。

　　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最底端的中国制造的关键难题是核心技术。

　　2005年，TCL与汤姆逊彩电业务的合并刚刚完成，传统彩电在欧洲商场里就突然卖不动了。于是TCL完成并购之后的第二年便陷入巨大亏损——相当于公司四年的利润。并购汤姆逊的挫折一直伴随着TCL，一次次阵痛和艰难重组，一次次摔打和历练。这期间，TCL集团的亏损额累计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为了走出跨国并购带来的经营困境，TCL用了整整6年时间。

　　其实，类似的阵痛国内PC巨头联想也同样经历过。

　　也许，这是中国实体进军全球必须支付的学费。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习大大访美的时候，纽约时代广场被中国企业“包屏”的壮观景象了。但是，“走出去”的武器弹药要先充分准备好。对TCL、华为们来说，这个最有力的“弹药”就是技术创新。

　　一百多年前，积贫积弱的中国就是在实业兴邦的号角下开始了追赶西方先进国家的历史进程。那时是极端落后下的奋起直追，现在叫蓄势待发下的整体超越。

　　决定中国经济命运的中国实业家们，你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