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促使我们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系统化、理论化、逻辑化、大众化问题

    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不仅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理想，而且要为当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进行理论护航、思想破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像一股强劲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甚至引发外国政要和西方主要媒体的强烈关注。三中全会的“改革60条”，虽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但也不乏重大的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态文明改革的内容，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讲，其中“字字都有深刻意义”。

    对于这样一个影响中国未来的战略决策，大家关心的是如何落实。但要做到真正落实，就必须把制定这个重大决策的前因后果，把它内涵的精神层面的问题讲透、讲清楚。一句话，就是要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意识形态特性”讲清楚。

    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是从根本上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场改革。这个方向迄今没有变化，也不应有变化。从意识形态层面看，35年来中国改革虽然遇到过曲折，一路上也伴随着各种争论，但执政党的信念没有变，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没有变。过去35年，已经告别“文革”时代和计划经济体制；中国也没有像有的国家那样推倒重来，全盘实行私有化，引发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事实上，我们“既不走老路，又不走邪路”的选择，已经被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选择。改革是向前走的历史行程，新的问题、新的事物层出不穷。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在一些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也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如在一定的时期实行“不争论”策略，这种办法保护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方向改革，实现了党在一定时期的战略目标。

    改革的深化，会引发社会部分领域新的矛盾和问题。这说明，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改革遇到了迫切需要作出意识形态说明的真问题。

    中国的改革，选择不走极端的“中国特色”路线，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马克思主义学理依据的。对经历过百年沧桑的中国人来讲，没有比公平、公正、共同富裕的理想更有道义号召力了。追溯到中国文化，这个理想与中国传统中的“大同”相关联；回到现代马克思主义，它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契合。与历史上的乌托邦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指明了实现这一理想的科学之路。中国共产党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奋斗中，为之追求的就是这个社会主义理想。崇高的理想激励着中华优秀儿女前仆后继、奋斗不已，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时期，到现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都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学说建立在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它着眼于工人阶级解放从而达到人类解放的基本理论是真理，是我们今天应该继承的学说。在实现这些基本理想的过程中，方法、手段、路径的选择，是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而设计的，这里没有任何教条可遵循。马克思当年曾假设落后的东方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其中一个宝贵的思想就是“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列宁在上世纪20年代曾说过：“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普鲁世铁路管理＋美国的国民教育……”。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的 《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全面阐释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在经济上“建立国有经济，引导个体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并批评说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种激进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从这个历史脉络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是马克思东方革命思想的继承，是列宁“俄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化，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路线的发展。35年实践证明，它是实事求是的路线，是符合国情的、造福中华民族的正确选择。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有人称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0版，改革再出发的鼓声隆隆擂响。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不仅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理想，而且要为当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进行理论护航、思想破冰。改革红利不是等出来的，是干出来的。干，就要有理论。当下，一些人头脑中有一些理论性的困惑，表现在土地流转、国企改革、市场化方向、司法改革等问题的议决上。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促使我们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系统化、理论化、逻辑化、大众化问题；迫使我们进一步论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或者说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所包含的深层次理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世界性难题，也是我们目前必须面对、必须突破的基础理论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了解和掌握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应是题中之义。

    （作者为上海市社联《上海思想界》主编、上海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