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5月29日报道，广东目前基本完成对“裸官”任职岗位集中调整工作，其中包括市厅级干部9名。根据之前广东省委组织部制定的工作方案，“裸官”要么把家人迁回来，要么限时从重要岗位调整下来，两样只能选择一样，不能兼得。调整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

    此前，广州市委副书记方旋提前五个月退休，迎来了网友的“注目礼”，并将广东清理“裸官”的工作带入了大众视野。关于对方旋的处理方式和最后结论，论者当时曾有激烈的争论，对广东不“深加追究”的态度有一些质疑。这种议论和质疑其实是针对未来如何定性、看待、处理“裸官”的方法论争论，广东此次公布调整“裸官”的结果，也正是在方法论上给出了回答。

    “裸官”不等于贪官，但却可能是腐败分子的“标配”。一个官员拿着本国的俸禄，家人却揣着外邦的国籍。坐着领导干部的位子，却随时有着跑路的可能，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体都不可能允许的。但就是这样的群体，过去十年却在中国渐成声势，这不但给贪腐官员外逃、国家财产流失提供了巨大的土壤，还反映了中国吏治的失误与疏漏。

    同样，成了气候的“裸官”群体也给今天的反腐留下了历史包袱、带来了隐性压力。今年1月中央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已明确将“裸官”列为六类不得提拔的干部之一，但如何调整在任“裸官”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裸官”不等同于贪官，清理“裸官”也并非调查贪腐，某种意义上讲，它相当于是在清理贪腐的可能性。因此它的重点不是对既成事实的腐败进行惩戒，而是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在保证干部队伍纯洁性的同时保证其稳定性，在形成压力的同时减少阻力。报道中可见，广东在调整“裸官”的工作上兼具调查上的严格化和手段上的人性化，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广东经验”，可以为其他地方借鉴。

    广东调整“裸官”是一种预防腐败，摸清干部家底是调整能否有成效的关键所在。如报道中所言，在这项工作中，仅在江门市就对6000名需要摸底的科级以上干部作了调查，而东莞则在细化摸查时，发放了3万多份调查表进行调查。这些调研再次说明，反腐需要一些基础制度的支撑，需要对干部个人事项的动态掌握。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官员财产公开甚至不动产登记制度，都属于此类基础性制度，这些制度成型才能使反腐有的放矢，才能编织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作为专项治理，广东此次为调整“裸官”提供了方法论，但完成反腐的基础性建制，还需要更高层面的统筹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