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4日从陕西省官方获悉，该省要求对新提拔领导干部实行个人重大事项和家庭财产申报备案，包括本人出国情况，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情况等；以及家庭房产、车辆、银行存款等多项内容。申报对象范围为，确定为省管正、副厅级领导干部和县（市、区）党政正职，以及省直机关正处级领导干部的考察对象。据悉，陕西新提拔的领导干部任期届满、再次提拔或到一定期限，将根据情况被要求对个人重大事项和家庭财产重新申报。（6月4日中新网）　　　　陕西的“新官先报”试点，将会衍生出怎样的现实效应？一切尚不可预料。但其最需厘清的，显然仍是民众对于“新官先报”举措习惯性的质疑。然而将它置于现实，真的就无积极意义吗？

    不要去奢望所有的改革生而尽善尽美，对待官员的财产公开亦如是，关键的问题是，要让其真正“起而行”。正如专家所一再论述的，选择“新官”作为公职人员财产公开的突破口，至少有着以下的几重现实利好：从实际效果上来看，新官上任，便于政策实施；既为试验田，剖析新官财产公开的进程，可以为政策大面积推行先行发现经验，总结得失。

    改革就是利益关系的再调整，所以要积跬步，尤需奋力过河，然而以哲学的视角来看待，改革本质上却是一个呈螺旋状上升的现实过程。正因为如此，在谈及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时，不能过于高蹈，相反不可回避它“有韧度的执行”。对于官员财产的申报与公示事项，现在最需要一个助推改革行动的支点，进而形成由点及面的演进效果。如此说来，对于一省范围内即将推行的官员财产“新官先报”，将其视为一种增量式改革或者说是过渡式举措，可能更为合适。有增量，才会有质变；有过渡，才会有试错，才会有实质进展。

    陕西方面的“新官先报”突破，理当被肯定与期许，当然它仍然不可或缺基本的前提：别去低估对财产申报的抵触心理，必须以精细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其成为渐进的系统工程。譬如，“新官先报”到底如何完整地兑现，又将如何接受社会监督，诸如此类，都不妨提前清晰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