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有责任推动，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应该完全主导这一信用系统，更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某些社会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等，强加于信用评级

    从2010年开始，江苏省睢宁县开始全面推行大众信用信息分值。大到违法乱纪，小到拖欠信用卡、水电费，都会在这个信用体系中显示出来。114万市民每年根据分数被划为A、B、C、D四级信用等级，最高的A级可以享受一些优待，D级则会处处受限。就是这套体系，从一诞生就饱受争议（6月21日新华网）。

    睢宁县的公民信用评级体系探索，尽管饱受争议，但并不掩盖其积极的社会效果。这样一个覆盖当地114万市民的征信系统，一方面构建起了一个可以查询、参考乃至信赖的信用平台，不失为破冰之举；另一方面，这一系统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当地公民的社会行为，有助于倡导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

    特别是，在时下整个社会信用有所缺失的情形之下，睢宁的努力也就具有了格外鲜明的现实意义。信用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的、片面的，本来就应该呈现群体的、网状的、双向的关联。也因此，政府在推动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问题上，理应首当其冲，责无旁贷，而不应该有任何推卸的借口。

    不过，政府有责任推动，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应该完全主导这一信用系统，更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某些社会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等，强加于信用评级。

    比如，居民信用等级一旦被评为D级，则将在资格审核、执照审核、政策性扶持、救助项目中，“原则上不予考虑”。换言之，D级居民将基本上无缘政府的公共资源，而这样的制约显然并不合理，也有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嫌疑。毕竟，信用更多的是一种软约束，并非法律审判，任何机构都没有权力随意剥夺他人法律赋予的权利。

    又如，信用A级者在入学、就业、低保、社会救助等方面优先照顾；个人创业、经办企业的，在政策和资金上优先给予扶持。这样的奖励性规定，同样存在滥用公共资源的嫌疑，教育、就业、社保等，本应该是政府向民众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并不应该被附加更多的先决条件，更不能作为一种筹码进行有选择的投放。

    其他类似的强制性规定还有不少，比如，招商引资搞得好也可加分，利用网络、短信诬告他人扣100分等等，这些规定给人的印象是，公民的信用成了政府行政管理的工具，政府可以予取予求，而民众则无可逃避，这显然与信用体系建设关联不大。

    其实，政府在推动公民信用建设的时候，未尝不可以加入一些“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内容，以此吸引更多的公民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这种奖惩也应该有一个度，不可覆盖整个社会生活。尤其是不能将政府正常的行政职能、公共服务与信用评级混为一谈，信用系统可以补益，却不可以替代正常的行政管理。

    一项覆盖百余万人的信用评级体系的建立，固然有首创之功，但也应该参酌民意，进行完善和改进。与有论者提出的政府退出意见相反，我并不认为政府退出就能保障评级的公信力，恰恰相反，政府的强力介入乃是信用评级得以坚持的前提。

    需要改变的是，其一，实际操作中，可以引入第三方机制，并扩大公众参与，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不仅要公布评级的结果，更要公开评级的过程，这样或将消弭有关争议；其二，增减相关内容，剥离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的内容，剩下来的才是真正的信用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