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今年以来，已有40名国企高管落马，涉及石油、电力、银行、通信等多个行业。《检察日报》调查发现，近年来，除国有企业家贪腐案件居高不下外，民营企业家的腐败犯罪也呈高发态势。有法学专家指出：与部分民营企业家寻求的“涉黑保护”相比，民营企业家中的腐败犯罪更容易产生权力寻租的“合法化”包装，使犯罪更加隐蔽化。例如，近年来涉案被查的一些企业家都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身份。

　　涉黑、涉腐企业家拥有代表委员身份这一现象，多年来媒体时有披露，公众早已是屡见不鲜。这背后的指向，其实也明白无误，那就是权钱交易。令人不解的是，何以这种怪象依旧大量存在？那些利用权力帮企业老板“镀金”的人，何以始终深藏不露？

　　如果不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许多涉黑与涉贪的所谓企业家们，身份依旧光鲜。譬如，若非幕后权力者的落马，女老板丁书苗可能还是山西省政协委员；连任三届四川省政协委员的黑老大刘汉，说不定还会连任第四届。最近，湛江市坡头区原区委书记梁必志因贪污受贿被判了刑，他在任时帮助违法商人“当选”代表委员的劣迹，便被曝了光：某商人送他红包3万元后，“当选”区政协常委、市政协委员；某商人送红包1万元后，“当选”市人大代表……“当选”一词，在此充满了讽刺意义。

　　刘汉、刘维兄弟落网后，《廉政瞭望》杂志针对有代表性的15名黑老大进行了调查报道，发现80%的黑老大拥有“企业家”身份，这其中，曾任各级代表、委员的达9人，其中2人曾是省级人大代表。鉴于许多涉黑、涉腐的企业主与“企业家”身份并不相符，我姑且称之为企业老板吧！为何这些老板挖空心思，扎堆于代表委员的群体呢？我举最近发生的一个事例来说明：山西企业老板、文水县人大代表王永安在青岛涉案，青岛警方多次请求文水县暂停嫌犯人大代表资格，但文水县人大常委会予以拒绝。因为无法对人大代表采取强制措施，王永安不知所终，青岛警方几乎无法对案件进行侦办。

　　没错，人大代表拥有一定的豁免权，许多企业老板看中的正是这项权利。想想看，有多少老板行凶作恶后，高喊“我是人大代表”？我们的代表委员构成中，又有多少企业界人士？如果一个企业老板把为民请命的神圣权利，拿来作恶，那么这既是对代表委员形象的亵渎，更是对民意的践踏。老板们逐利很正常，以代表委员身份为本界别利益代言也没什么不妥，但是拿代表委员身份来做非法牟利的“护身符”、“黄马褂”，是不可思议的。

　　这里值得反思的，倒不是老板们非法谋取代表委员之职，而是我们为什么将代表委员之职送给这些人，一些地方官员为何能随便替代民众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