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各地公开村官违纪违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超千万的有12起，总金额达22亿元，12起案件中与土地拆迁相关的有7起，其他则涉及安置房、贪污集体资金、国家农资补贴等领域腐败。(8月7日《新京报》）

　　对于村官，以往人们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小官，没什么“油水”。可在数据面前，一些村官瞬间变成富得流油的“土豪”。这种“小官巨腐”现象让人惊愕，但还是有规律可循——大多以土地为中心，以土地圈钱致富，土地已成为村官腐败的重灾区。

　　其实，《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即已指出，村干部位列五大高危官员群体之首，与土地利益的关联性极强是村官腐败最突出的问题。因为在时下农村，集体土地出租、转让、租赁费的多少、土地补偿金的收取，基本上由村委会作主，村干部实际上就是集体财产处置的拍板者。一旦出现征地事宜，一些村干部往往在其中扮演中介角色，有的甚至与开发商勾结，依靠阴阳合同及其他非法手段从中圈钱牟利。在“乌坎事件”、“平度征地纵火案”等案例中，可以窥出一些端倪。

　　而考察这种“小官巨腐”的现象，也有几个线索值得注意。其一，就目前来看，党纪中的“双规”，只适用于违纪且需要立案查处的上了一定级别的官员，所以，尽管村官可能涉案巨大，但他们有些不会被“双规”，这给涉腐村官消除证据提供了机会，他们也可以轻易卷款外逃。其二，村官不是我国行政意义上的“党政干部”，故而一般不在我国监察机关的监察范围之内，监察机关也就很难对其念出“紧箍咒”。其三，村干部即使危害村民利益，但在时下农村，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检察机关根据《行政诉讼法》又难以对其提起公诉，故而法律对村官的约束效果其实也不佳。

　　按照法律规定，村民自治主要权利应当体现在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但实际上这种民主决策权并没落实到村民会议中。就拿村官选举来说，按照《村民自治法》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该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可现在农村存在的贿选痼疾，即说明了该规定尚未真正落实。基于小农思想，村民更愿意相信在选举时就给实惠的人，他们关注“个人生活”甚于“公共生活”，这就为贿选提供了土壤。

　　目前，对农村财务的监督主要有两个机构，一是乡镇的农经站，二是村里的村民监督委员会。但是“小官巨腐”已成中纪委明文指出的突出贪腐现象，可见问题十分严重，这即已表明两种监管的绩效明显不足。

　　村官说了算，是违背民主和村民自治的，也是造成“小官巨腐”现象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种腐败生态，完善外部监管制度自然是必须，但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还是内因。从目前来看，如果单纯地按照以往模式进行村民自治制度建设，无疑不符合时下农村的土壤。笔者以为，对村社组织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必须将农村的经济事务与行政事务分开，政经由不同机构管理，构建现代意义上的财产、债务管理模式，真正提高经营管理的透明度，唯有如此，才能从财源上扼住村落贪腐乱象的咽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