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祁门县公安局民警朱璘因参加公务接待喝酒致死，事后，公安局以“因公牺牲”的名义向其家属作出赔偿，并要求其父母明确放弃对县公安局其他民警的民事追偿权利，不签承诺书就不予赔偿……在死者家属的强烈质疑之下，今年初发生在祁门县的一起民警“喝酒死”事件浮出水面。（8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

　　这不是第一起喝酒“因公牺牲”事件，也很难说是最后一次。另外，以前媒体曝光的奇怪的“因公牺牲”还有午休如厕死、打高尔夫球死等，仿佛“因公牺牲”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装多了，问题也就来了：“因公牺牲”的界限究竟在哪？

　　“因公”从字面上来理解，得是为“公”而不是为“私”，或者说，是为公众谋求利益的公事；“牺牲”的解释为“舍弃”，特指为正义事业舍弃生命。连起来的意思是，为公家的利益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再回到接待喝酒死这件事上来，首先，喝酒是为接待，接待是为工作，看似为公事，但是不是不喝酒就不能工作呢？难道为了工作就必须得喝酒死？若如此，那又把“反四风”规定放在何处？在中央“八项规定”中，明确有“不安排宴请”的字眼。8人共饮白酒6瓶、啤酒11瓶，明显用餐超标，作陪人数超标，这不是已经违反了“八项规定”么？另外，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为了工作而舍弃生命这样壮烈的抉择？如果醉死根本就是一种意外，从始至终又哪来主观上的“为公家利益舍弃生命”？何况事后还要从纳税人的腰包里掏钱赔偿，又为公众谋了什么利益了？

　　既不符合“因公牺牲”的定义，更不符合中央“八项规定”，这样的一次接待喝酒死事件，却被当地公安局按照高标准来赔偿130万元，令人吃惊！其中掺杂的“不签承诺书就不予赔偿”的霸气，更是将这件事涂抹得面目全非。其中透出的意图无非是卸责，希望家属不再找麻烦。至于赔的钱，无论多少，反正不是自己掏腰包，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可这是对谁负责？对死者、对家属，还是对公众？或者可以看成是因为违纪违规心虚，想拿钱消灾？

　　当“因公牺牲”成了一种息事宁人的理由、一种福利，我们该用制度厘清——什么叫“因公牺牲”。目前能得知的仅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因公牺牲，需经县级以上单位的组织或人事部门批准和县、市、市辖区民政部门审核同意，按照规定发给《革命工作人员因公牺牲证明书》和一次性抚恤金”。也就是说，话语权不在公众而在相关部门。至于一次性抚恤金按照什么标准来发，发放多少，在一些地方也有很大随意性。事实多次提醒我们，没有监督，不公开、不透明，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暗箱操作甚至腐败。

　　当“因公牺牲”成了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筐，其中夹杂的利益纠葛令这个原本光荣的词眼蒙尘。回顾历史上那些浴血奋斗的战士、为国为民牺牲的勇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出的这几个大字，如今却被形形色色、牵强附会的理由染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要让这几个大字重放光芒，就必须从厘清一个问题开始：什么叫做“因公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