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法治建设的关键点和切入口，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深水区”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告别了以往单纯的“庭审改革”、“检察改革”等单兵突进式改革，多数改革都开始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冲击传统的思维模式。虽然社会各界对改革必要性的认识在统一，但对如何改革的具体内容甚至程序、步骤等的分歧却可能越来越多，一项在某一部门、一些人看来属于常识性的改革措施，可能会在实践中引发异议甚至广泛质疑。

　　以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为例。为推动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去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决定在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加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有广泛共识的，但是，对于是否应当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在哪里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法院应当对哪一级人大负责、知识产权法院法院如何产生等却有较多的争议。

　　比如，有的人提出，目前全国每年知识产权案件不到9万件，其中7万多件是专业性不强、可以由一般基层法院审理的著作权和商标权案件，专业性强、适宜在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的案件只有不足1万件，而且分布于全国各地。鉴于目前许多基层法院每年都审理上万件案件，通过加强相关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建设就可以实现目标，而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如果要设立，可能设立专门受理上诉案件的高级法院级别的知识产权法院，更有实践意义。

　　再以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为例。有一种观点认为，最高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可以方便当事人打官司，也有助于遏制地方保护。但也有观点认为，设立巡回法庭意义不大，不仅不能遏制地方保护，也不利于最高法院内部审判资源的合理利用，最后的结果可能只是增加了机构和人员编制，等等。

　　上述的争议和分歧并不是个案，在推行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司法人员员额制、刑事案件速裁试点等改革时都存在。改革有争议和分歧本属正常，但是，有时候，这些异议、质疑经过舆论发酵后，有可能会极大地延缓改革的步伐，甚至撕裂改革的共识。因此，在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凝聚共识，弥合分歧，从而为改革创造更好的环境。

　　为在改革中更好地凝聚共识，首先可以考虑改变“大一统”的改革模式，试行改革方案多元化。在坚持顶层设计、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在设计具体的改革方案特别是试点方案时，可以考虑根据各方比较集中的意见，设计两种甚至多种模式，在不同地区试点，并将其效果相互权衡、比较，进而找出最科学的改革方案。

　　以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为例，财和物的管理权力到底是由高级法院直接行使，还是成立专门的法院管理局行使，抑或是由省级党委政法委成立协调机构来行使，是有多种意见的。我们可以据此设计不同的试点方案，在不同地区试点，通过试点再确定最后的改革方案。在人大监督方面，也可以设计多种试点方案，了解不同监督模式的效果。

　　其次，要让试点过程接受社会监督。改革既然有争议，就要通过实际的效果来消除争议。确定改革试点方案后，试点单位和主管部门在试点过程中，应当积极公开试点开展情况及实践效果，回应各界关切。比如，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和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应当及时公开案件受理情况、审理情况、以及是否提高了审判效率和审判质量，试点地区知识产权案件审理变化等情况，通过这些过程和细节的公开，或许共识就会逐渐形成。

　　再次，要及时将试点结果和评估结果等全面公开。有些改革试点，比如刑事案件速裁试点改革、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等，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明确了试点时限或者报告试点情况的时限，最高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要求，按时提交试点情况报告，不仅要报告成绩，还要报告试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依照职权，适时开展专题调研，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试点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并且将调研情况或者评估情况向社会公开，让公众了解试点情况。

　　还需强调的是，科学合理的程序设计，也是凝聚共识、减少分歧的重要途径。我们在设计和实施具体的改革方案时，不仅要扩大信息公开、鼓励公众参与，更要将方案的设计和实施过程纳入法定的程序化轨道，依照法定的、公众认可的程序来制定方案、实施方案，并依据法定的程序来纠正偏差。在这个意义上，在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之际，国家相关立法也应当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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