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改革两者在理论逻辑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不能仅仅简单化地把改革理解为是对现有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变革和破除

　　改革,从词义上讲,是指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内容。现在一般指改变旧制度、旧事物。与根本变革的革命不完全相同,改革是指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之内实行变革,既包括对现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组织作出的改良革新,也包括局部的根本性变革。法治作为规则之治,则具有稳定性、可预测性等特点。

　　在狭义上或者说按照人们从微观层面的理解,法治与改革似乎是一对矛盾,两者是对立的关系。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法治与改革两者不可避免地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冲突、矛盾。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如何科学把握法治稳定性和改革变动性的关系,把法治与改革较好地统一起来,只有首先在理论上厘清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才能在实践中不至于陷入误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实践中做到“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就是要把改革纳入法治的轨道,在改革创新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思考问题、破解难题,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的可控性,降低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使改革规范有序进行,做到社会不会因改革而引起动荡。这实际上也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落脚点和坚实基础。

　　法治与改革两者在理论逻辑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不能仅仅简单化地把改革理解为是对现有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变革和破除。从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与法治国家建设的实践来看,两者有时会有冲突,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目前我国的改革都是在宪法框架内进行的,有宪法的依据。宪法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空间,因为现在所进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改革,都是来自于宪法的授权。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可以看作是对宪法的贯彻和落实,是对宪法相关内容的进一步具体化。因为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这里的“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就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等各个方面。

　　进一步说,如果从宏观战略的高度,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来看,首先,法治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内容的一部分,是全面深化改革追求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其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全会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及具体的制度性要求。在“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总的指导原则之下,从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方面,对如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进行了具体部署。

　　其次,法治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进一步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时,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上述体制机制的建立和目标的实现,最终都要落实到法律制度的层面,离不开法治的保障,任何一个方面,缺乏法治的保障,目标都难以实现。

　　再次,法治的理念在今天能够得以确立并成为社会共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立为治国方略,法治国家建设从法律体系的基本建成,到司法体制改革的启动等一系列成就的取得,都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之一。换言之,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法治建设各方面的成就。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系统部署来看,改革首先是对当前缺失的社会体制机制的构建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其次是对现行不健全的社会体制机制的完善,最后才是对阻碍社会发展、有弊端的社会体制机制的变革和破除。简言之,改革既是对现有一些体制机制的破除,又是对一些新的体制机制的构建、创新和完善。改革的过程也是新的体制机制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这些新的体制和机制最终都是以制度体系的建立为保障的。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和理念是规则之治,即法治。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和既有的改革实践也已充分表明,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是改革追求的目标和保障；改革促进法治的完善,同时也是法治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