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复旦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的二审死刑判决复核，听取林森浩辩护人意见。辩护律师认为，判处林森浩死刑的量刑过重。他们希望最高法能摒除法外因素、舆论压力，公正地对该案进行判断。

　　这次死刑复核程序，让沉寂多时的复旦投毒案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该案发生于2013年4月，眨眼已然两年过去，但围绕案件产生诸多争议，公众或许记忆犹新。据说在约谈辩护律师前，最高法死刑复核法官已提审过林森浩。这一切表明我国对死刑慎之以慎的态度。

　　复旦投毒案之引发巨大社会关注，是因为它涉及两名名牌大学研究生及其微妙关系，并勾起人们对清华等高校发生的类似案件的沉痛记忆。这个案件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新特点，就是专家证人等新因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司法实践中辩护技术与策略的新发展。

　　这种辩护技术与策略，还叠加着传播技术与策略在法庭外的运用。林森浩的辩护律师希望最高法摒除舆论压力，而舆论压力很可能正是传播技术与策略运用的结果。可能还有不少人记得，在复旦投毒案的二审阶段，被告方聘请了国内知名“有专门知识的人”提供专家证言，指“黄洋系爆发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致急性肝坏死”。而且专家出庭作证前，就向媒体大谈特谈自己的意见，达到了想要的社会效果。

　　不管专家证言也好，还是通过大众传播达到某种社会效果，这些东西在国外早就司空见惯。“有专门知识的人”提供意见，可以拓展人们对案件的知识视角，至于是否被采信，有法官最后把关。公开表达意见，只要非法律所禁止者，实际上是双方都有的权利。允许这些技术与策略进入司法程序，是中国司法进步的标志。

　　但任何事情可能都有其两面性，如何彰显好的一面而抑制消极一面，技术难度不低。在新闻传播领域，曾经推崇一种“客观主义”原则，后来由于竞选、商业营销等方面的旺盛需求，美国首先发展出一套复杂的传播技术，实现对舆论和民意的型塑。现在国内有些律师开始这类技术策略。

　　近些年来，所谓“舆论审判”带给中国社会极大困惑，这种舆论未必是有人故意操纵出来的。另一方面，媒体为了达到某种预期阅读率，也懂得选择大众的痛处、痒处、柔软处下手，譬如说黄洋是人见人爱的好学生，或者把黄洋父母塑造成“决不原谅”的人，从而调动起强烈的社会情绪。案情叙事就有可能偏离真相。

　　还有，“有专门知识的人”作证，必须是对专门知识的真诚运用，不能违背良知。此类意见应当是审慎的，不能变成指鹿为马、胡搅蛮缠。我们的司法可能还欠缺应对此类情况的经验和标准。

　　现在要对“复旦投毒案”作一个了断，既不必害怕各种“辩护技术”，也要小心跨越那些技术陷阱。社会情绪可能是非理性的，而案件的真相只有一个，审判的原则也只有一个，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决可能不甚讨喜，但令人遗憾的应该不是法院的判决，而是触犯刑律者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