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通知》，要求全面清理“红顶中介”，整治中介服务乱象，规范和引导中介服务。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在国务院党组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上，从不同角度共计5次提及整治“红顶中介”问题(6月16日《中国经济周刊》)。

　　“红顶中介”的核心是“红顶”，其与政府部门及一些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能够代政府执行一些职能，有的代政府进行收费，有的干脆在政府的授权之下明目张胆地收取审批费、回扣费。“红顶中介”，是一种伴生于改革、寄生于体制并不断蚕食改革红利的“寄生虫”。“红顶中介”的大量存在，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危害:一者，之于政府公信力是一种巨大的损耗。“红顶中介”是“二政府”，它的存在既能说明政府审批效率不高，又能说明权力容易出租，这与当下行政体制改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型是严重相悖的，根本谈不上服务型政府建设。二者，它扰乱了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之于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企业的发展构成利益上的蚕食，地方政府及各企业投资的项目需要交一定的中介费才能通过审批的现实，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抬高了经济运行的成本，不可能促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然而，哪些协会、企业或事业单位属于“红顶中介”，现在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结论。同时，取消“红顶中介”又意味着打破许多人的饭碗甚至是铁饭碗，取消“红顶中介”无疑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因此，取消“红顶中介”，就必须要求各个部委、各级政府逐一对自己的权力与责任进行清理，最大限度进行“简政放权”。换言之，只有各个部委、各级政府把不必要的审批权、评估权等各种舍不得又没必要设的权力逐一剔除，“红顶中介”才不会有存在的市场。

　　清理“红顶中介”离不开“三个清单”的建立。李克强总理在去年9月出席2014年夏季达沃斯的开幕式时提到“三个清单”。具体来说就是，政府要拿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给出企业的“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这对一些企业性质的“红顶中介”，会形成直接约束;理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该怎么管市场，又该怎么放市场。“三个清单”建立之后，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事业单位，才能明确自己的边界;也只有把“三个清单”晒出来，“红顶中介”的生存空间才会在最大程度上被压缩。

　　“红顶中介”的存在，是政府简政放权不够彻底的表现之一。即，政府部门对于放权畏首畏尾、瞻前顾后，既想最大程度地放，又想通过另外一种形式管一管。“红顶中介”之所以能够成为“二政府”，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部门允许至少是默许“红顶中介”的存在。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当下，这种简政放权的半拉子工程要不得，这会让全面深化改革“谬以千里”。

　　在“三个清单”的基础上，政府部门再将各行业协会独立化、禁止退休高官到行业协会或相关企业中任职、禁止权力寻租、取消所有权力中介的编制、级别及岗位等工作落到实处，才可能将“红顶中介”全面打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