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奇葩”证明，先要治理政府的权力边界。只有给政府部门划定权力清单，才能让给群众办事设置门槛、不以“奇葩”证明为耻的权力滥用行为失去法理性。

　　最近，在李克强总理对群众“办事难”“办证难”作出严厉批评以后，公安部、外交部、国家旅游局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证明多”“证明繁”问题，立即研究制定一系列简政放权措施。三部门负责人均表示，各种“奇葩”证明出现，说明政府服务人民群众的工作还有差距，存在不规范、不透明、不作为问题，总理的批评目的是敦促政府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抓到了政府自我革命的要害之处。

　　这是相关部门应当作出的回应。客观来看，社会治理需要对公民户籍、教育、就业、生育、医疗、婚姻等基本信息的系统化管理。基于公民信息档案还没有完整建立起来，没有形成跨区域、跨部门的共享机制，日常生活中，办事群众一次次“往返跑”办证明几成常态。在政府信息化建设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今天，仍然让办事群众付出这么大的成本，已然显现与现代化治理需求脱节的一面。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有许多不必要的证明材料仍然作为一种制度程序存在，甚至出现了种种“奇葩”证明，这已非技术条件跟不上可以解释。“你妈是你妈”不是特例，司法考试要出具人品证明，去银行兑换残币要社区开证明，卖房需要单身证明，这不能不让人认定，在这些奇葩证明堆砌的制度墙的墙头，闪现的是权力傲慢的俯视目光，以及通过权力设租寻租的身影。

　　通过个人信息系统升级，合并、清除不必要的身份证明程序，减少“奇葩”证明，让办事群众少跑一些腿、少付一些成本是应有之义。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不必要的证明程序可以合并清除，权力寻租的冲动难以合并清除；个人信息系统可以升级，滞后的社会治理思维难以升级。假如不从根子上治理，那么“奇葩”证明总会换一副面孔重归。

　　因此，治理“奇葩”证明，先要治理政府的权力边界。权力无界限则寻租空间无界限，寻租冲动无界限。只有给政府部门划定权力清单，才能分清公区和私域边界，才能让给群众办事设置门槛、不以“奇葩”证明为耻的权力滥用行为失去法理性。治理“奇葩”证明，只有进一步推进政府自我革命，才不会“应景”，不会草草了事。

　　此外，还需要对社会治理思维进一步反思。很大程度上，目前的治理思维仍然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简单说，就是管制越严苛越有利于治理。这种以限制个人决策自由来降低管理成本的思维，也成为“奇葩”证明的一个源头。而从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角度出发，对管制型方式的使用也需要划定边界。

　　治理“奇葩”证明，既是社会公众的期望，也是政府自我革命进度的一个标尺。因此，在三部门负责人作出回应后，期待看到治理“奇葩”证明及其生成机制的更具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