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宋城集团执行总裁黄鸿鸣向中纪委实名举报浙江高院院长齐奇“失职渎职、干扰司法公正”。随后，齐奇向最高院递交了名为《关于宋城集团以舞台剧和官网“举报”方式实施诬陷、诽谤事件应予追究法律责任的报告》，建议最高法督促公安机关对此事件立案侦查，并依法严肃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8月19日新华社）

　　因为一桩诉讼官司而起的实名举报，背后究竟谁是谁非，尚待相关部门的介入调查；单就实名举报而言，一家企业实名举报一个省的高院院长，不可小视。至于专门排出“舞台造型”算不算“有辱司法”，则必须看举报内容是否属实。必须强调的是，举报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未经调查不能轻易将举报定性为“侮辱”或者“诽谤”。

　　齐奇院长在给最高院的报告中说，“虽然我个人可以对此不计较，可以不屑一顾。但是，如果一个共和国大法官尚且可以任人大肆抹黑传播、诬陷诽谤，而不能绳之以法，那么，我省、全国广大法官和政法干警怎么办？”对这套叙事逻辑，我并不敢苟同。申诉、维权，没什么不好意思，更没必要拿“全国法官和政法干警”来说事。身为大法官，理当以身作则依法维权，这本身就是普法的表率。站在公众的视角，我们乐于看到大法官为公众依法维权做榜样。

　　诽谤罪是一种亲告罪，告诉才处理，属于自诉案件，自诉案件公安机关不能介入，应由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并承担证明犯罪的责任。但是，大法官似乎并不准备自诉，而是试图通过最高院来“督促公安机关立案”，这个维权的路径是很奇怪的，也是普通人所无法效仿的，距离依法治国的图景有点远。大法官面对实名举报，更应以身作则，严格遵循司法路径，既是自证清白，也是法官的一种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