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国务院去年7月30日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一年多了，户籍改革还面临什么样的阻力？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上周一项调查显示，最大阻力在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大城市病难以解决（52.7%），其次是地方政府缺乏改革魄力（36.4%），第三是相关政府部门执行力度不够（35.2%）。（11月2日《中国青年报》）

　　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涉及到数以亿计庞大人群的大迁徙，也关系到城乡两个族群的利益分配与调整，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出现一些反复，并不难理解。而在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有求稳的诉求也很正常。但如果一味得过且过、能拖就拖、被动应付，甚至无所作为，延续以往的惯性思维，显然会错失改革的最佳时期，使得问题越积越多，直至走向改革的反面。

　　从调查中可知，45.9%受访者指出户籍改革具体条款模糊，难以量化。户籍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教授王太元也指出，“一些省市的户籍改革决定，篇幅不小，创新点却不多，甚至把应当废止或修改的陈旧条文，直接复制到将要出台的改革意见中”。意见文本的含糊、犹疑，不仅仅是文字表述的问题，更表征了整体设计、路径选择的茫然无绪，指望这样的方略，如何指导实践？

　　笼统地看，目前各地户籍改革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利益调整上的缺乏创新、踟蹰不前，具体而言，则主要体现在城乡一进一出的不平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畏难以及财政投入的谨慎等方面。

　　其一，此番户籍改革意见出台之前，很多地方特别是一些大城市普遍担心放开之后，农民蜂拥进城，城市不堪重负，而现在，则又叠加了流出地政府担心人口净流出对于地方消费的影响。双重叠加的结果，只能是各项措施难以落实，农民进城难、进城农民生存难，变得日益突出。这就使得人口的自由迁徙依然停留在纸面，成为一种悬置的权利。

　　而这背后，则暴露出一些地方在人口资源认识上存在的误区。一方面是管制高于服务的权力意识依然很浓厚，不愿意转变观念，真正从管制走向服务；另一方面则是在人口管理上缺乏前瞻性，视野狭窄，没有将人口管理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统筹谋划。其实，在人口问题上，从来不存在单纯利好与负担的概念，而应该辩证地看，从发展的视野看。利好和负担，关键在于认识创新。

　　其二，城市化的关键不在于简单的身份转换，而在于公民能不能享受普遍的公共服务。也即，无论在乡还是进城，公民有权利享受有尊严的生活，政府也有义务提供普遍的医疗、社保、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服务，这是必须负担的改革成本。以往那种只拿走农民土地并将农民转为市民的做法，只是一种粗放、甚至是掠夺式的城市化，不仅不可能实现权利平等，也不会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想的助力。

　　必须指出，为进城的新市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使之能够在城市生存下来，属于最基本的要件。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实现机会平等，并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激发各个人群的创造力，以共同推进城市的繁荣。市长当然要算账，但这种算账不是算小账，而是算大账，要有超越任期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

　　还有，在公共财政的投入上，地方政府有必要从以往过于看重基础建设逐步向人的建设方向转变。这其中，就包括统一城乡户口登记管理、建设居住证制度、建设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等，这些蜘蛛的建设或许短期内很难看到成效，但其效益显然是长期的。财政应该拿出钱来，即便是不设立专门的政府基金，也应该在未来的十三五计划中有明确的体现。

说到底，人口流动会带来全方位的治理改变，因此，户籍改革制度的成败，取决于各级政府的决心与执行力，取决于公共政策是不是真正从底层民众出发，取决于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的契合程度。如果总是有畏难情绪，不去主动触及、推动这项改革，甚至以种种奇奇怪怪的理由搁置之，必将加剧问题，一旦出现大批游离于城乡制度体系之外的民众，既进不了城也回不了乡，就更难于措手了。（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