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初，广东省下发《关于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监管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及休闲圈、从个人到其配偶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全方位覆盖。在深圳，该市多个区为实行监管而采取的干部信息社区备案制度，但目前干部愿意公开的事项还是以姓名、住址、联系方式这些基本“点”为主，有的干部甚至对公开个人住址已经觉得“没有安全感”。（11月2日《南方都市报》）

　　强化对官员“非工作时间”的监管，实则一直是大势所趋。在此方面，广东某些地区先行先试，无疑提供了诸多可供观察的样本。无论是社区备案制，还是重大事项报备制，都体现出“私人生活”纳入体系化监督的迹象。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一些官员强烈的抵触与反弹情绪，以及具体操作环节的流于形式，又在客观上使得上述“机制创新”陷入了落地尴尬……诸如此类，显然都指向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在私权与公职之间，如何找到精准的平衡？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实是，广东省虽然专门发文要求加强对官员“八小时之外”活动的监督，但是在新规实施环节，还是显得温和而克制。比如说，要求填写登记表、自愿决定公开事项等等。这些举措更多只是象征性的，并不会造成太多实质性影响；再比如说，所谓的“干部信息社区备案制度”，同样也仅仅是“走个流程”而已，基本不具备多少实际功能。之所以形成这一局面，也许恰恰说明了决策者的纠结心态。

　　一方面觉得有必要从日常反腐的高度出发，对官员私人时间、私人活动强化监管；另一方面却未能就此给出一套“合理化说辞”，以及足够有效的机制设计。游移不定的后果，当然是两边不讨好。于是我们看到，一部门官员因此感受到威胁、不安，大部分公众则抱怨这一切“空有形式”。当我们激发起体制内的反腐热情，我们却没有办法平复公职人员的权利焦虑。从广东省的已有规定中，各方其实都没看到，真正清晰的目标设定与路径设计。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官员的私人生活？答案是，很多违法违规问题，确实发生在私人时间之内。那么，强化对公职人员“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当然很有必要。可是诚如我们所看到的，体制化监管力量在向官员私人空间的延生过程中，正遭遇着重重阻碍。这事实提示我们，对于八小时之外的监督，更多还是应该创造条件让民众参与——广泛的人际连结，日常化的生活交集，都是可以利用的廉政建设力量。重要的是，要创造便捷的通道，以及可靠的保护机制，来吸纳民间意见的反馈。（然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