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四风”力度逐步加大，少数地方手握“实权”的干部在吃请、用车、游览等方面玩起了以“借”转嫁，不吃公款吃“老板”，怕用公车用“借车”，令基层下属单位、企业、协会或服务对象不堪重负。记者近期在河北、内蒙古、安徽等地调研，多位受访的基层干部群众反映，以“借”转嫁“四风”问题由来已久，目前仍然存在。（11月22日《瞭望》）

　　四风藏“借”中，其危害不言而喻。一方面，它会破坏市场规则，向公众转嫁风险。以“借车”为例，每辆公车年平均消费额为8万—10万元。“借车”就意味着，这一负担转嫁到企业身上。而“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干部向企业伸手，必然会投桃报李。在监督核查上“高抬贵手”，在项目审批上“得过且过”。这无疑会破坏正常的市场规则，形成不当得利，甚至是将环保风险、安全问题隐藏起来，最终让群众买单。

　　另一方面，“借”中的四风，会令整风效果打折，继续恶化干群关系。整顿作风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纠正各种不良作风和现象，让干部回归“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群众路线。但干部若阳奉阴违，玩“借四风”这种变通歪招，无疑是对初心的背叛，令整风“水过地皮湿”，效果大打折扣。试想，通过“借车”，干部坐车补贴“两头通吃”，作风怎么可能有实质性的改善，群众怎么可能满意？

　　既然后果很严重，“借四风”何以还泛滥成灾？一是缘于部分“一把手”的变通放纵。公车改革了，可心中依然怀念“车轮上指点江山的激昂岁月”；大吃大喝取缔了，可嘴上依然禁不住“酒精考验”的诱惑。于是，只能通过“借”，来维持自己的超国民待遇。更重要的是，缘于监管的形式主义。部分地区查四风问题，只是看账目上有无公款消费，看机关在册的公车数是否超标。账面上没出现问题，就是好干部，作风就没问题。这种形式主义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借四风”的破窗。

　　可见，整治“借”中的四风，首要是升级监督之眼。试想，假若地方纪检部门不是只盯着账本，而是盯紧机关的停车场，盯紧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借”中的四风，还有可乘之机么？事实上，在这个大数据时代，要实现全天候、不间断、无缝隙的监督并不难。只要地方纪检部门改变形式主义的作风，善于利用群众监督、媒体监督，就能通过随手拍，织起监督之网，让“借”四风无处遁形。

　　其次，整治“借”中的四风，更用好法律之矛。“借”四风其实就是受贿。只不过，形式上更加“委婉”。假若出现问题，可以通过“还”来平息。因此，纪检部门不能被“借”的假象迷惑，简单的以纪律问题处理。而是要用好法律之矛，不仅严厉处分违纪干部，更将“借四风”中的受贿情节，移交检察机关，通过法律的高压约束“一把手”的欲望，化解“借”四风之弊。

　　当然更重要的是，限制任性的权力。作风问题归根到底是权力外溢之殇。“借”四风亦不例外。新闻中的一句话令人深思，“不能帮人办事的‘清水衙门’或‘虚职’干部，一般很难找到人帮忙承担消费支出；而能够转嫁‘四风’负担的，多是掌握实权的干部。”可见，“借”四风的本质还是钱权交易。而从长远看，根治“借”四风，还是要通过简政放权，制定“权力清单”，限制任性权力。试想，当所谓的“实权干部”也不能一言定企业的生死成败，还有企业“借”车给这个干部么？

　　文/薛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