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吕梁教父”张中生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据报道，消息人士称，张中生受贿金额超过6亿元人民币，涉案金额高达25亿元以上，11位煤炭富豪向其大额行贿，甚至有些人给张中生行贿时，为方便接收“别出心裁”地使用大额承兑汇票。

　　相较惊诧于其受贿金额之大、受贿情形之劣，更有意义的是追问，官职不大、级别不高的张中生何以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开创厅局级官员的贪腐新纪录？除了理想信念“生命线”的淡忘、监督制约“高压线”的垮塌，本应科学明晰的权力“边界线”失守亦是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正是随意干预市场、边界不清的权力，为张中生打开了贪腐的通道。

　　在山西省煤炭行业兼并重组中，吕梁市民营煤炭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貌似纯粹市场化行为，但其实带有浓厚的行政审批色彩。在这种权力与市场边界不清的情况下，权力惯性膨胀使得张中生经常“一句话就能决定煤矿开闭或兼并”。当权力能够介入资源的配置，权力寻租自然而然就“应运而生”。为了争抢优质资源和保留主体地位，部分民营企业家对拥有审批决定权的官员大肆输送利益，也就成了当地煤炭企业重组的“潜规则”。张中生也由此把控烟雾腾腾的煤炭经济，打开利益输送的通道，成为吕梁官场的“最大赢家”。

　　政府权力与市场的界限何在？行政许可法早有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应当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理念和原则仍然需要具体规定和详细举措的落实。张中生肆无忌惮的贪腐背后，投射的正是政府和市场边界不清的阴影。张中生不是个别现象，山西官场出现的塌方式腐败，也多半与煤炭资源背后权力界限不明晰下的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有关。

　　如何厘定权力和市场的边界，真正编织使张中生们不能腐的有效机制？一是要继续深化简政放权，建立权力清单，建设法治政府，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权力，必须有明确的授权，权力的设定、权力的主体、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二是权力的运行要做到科学规范，通过完善的行政程序规范权力形式、压缩裁量空间、加强制约监督，解决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的问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真正消除权力边界不清的阴影，才能消除阴影下的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铲除张中生们存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