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徐辉近日建议：对庸政懒政不作为行为决不能听之任之，必须严肃问责，一治到底。无独有偶，江苏泰州的“蜗牛奖”这几天也火了，此奖是泰州市委市政府年初新设立的，明确“奖”给那些推进重点项目不得力、履行行政职能不到位、解决群众关切问题不及时的责任人。

　　从此前国务院对庸政懒政不作为等典型情况的通报，到政协常委提议对之“严肃问责，一治到底”，再到地方设“蜗牛奖”对之加以治理，都说明这类现象当前还挺普遍。单纯从治理意识和行动上看，泰州设立的“蜗牛奖”值得肯定，但从治理的严肃性和效能

　　上看，则不必高估“蜗牛奖”。治理庸懒，需要常态化、制度化的举措，特别是对已经发生的庸政懒政行为，试图以“蜗牛奖”唤醒庸懒干部的“职业羞耻心”，恐怕远远不够。

　　首先有必要明确庸政懒政行为的本质。李克强总理曾几次在会议上直斥一些地方官员的“不作为”现象：一些人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说得难听点，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他还说过，“身在岗位不作为，拿着俸禄不干事，庸政懒政怠政，也是一种腐败”。也就是说，庸政懒政不仅是职业羞耻感的问题，也是腐败问题。以此观察“蜗牛奖”，其名称就带有“道德色彩”，这会不会模糊了庸政懒政的本质？同时，“蜗牛奖”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是对“慢”的惩罚。可是，“慢”无法概括庸政懒政的全部含义，杜绝庸政懒政也不是单纯地强调“快”。因此，“蜗牛奖”的有效性还有待观察。

　　在反腐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防止庸政懒政抬头，是关系到吏治的大问题。这就要求在治理上，不仅要有地方创新，更要在顶层设计上予以防范。比如相较于官方颁发“蜗牛奖”，还可以进一步开放民众与媒体的监督渠道，加大对庸政懒政的监督力度。事实上，根本的治理庸懒之策，还是要回到对权力的监督和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中来。虽说“凡是拿到蜗牛奖的，效能办都要回访跟踪、督促整改；凡是整改不力、变化不大的，要下决心予以调整”，然而，且不说这种创新手段的边际效应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主要领导的变更而式微，其本质上与制度化的吏治和“反腐”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区别。

　　庸政懒政的危害不可小觑。在治理对策上，确实需要激发基层的创新热情，但就目前而言，还是要更多看到庸政懒政现象所附着的吏治大背景与权力监督生态。不难明白，在治理庸政懒政上，我们最需要的是更多超越“蜗牛奖”式创新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