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确切了解中国的复兴对于当代由威斯特伐利亚传统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影响，我们须用一种能适用中华文明国家融入威斯特伐利亚传统的“跨文明”分析模式。广义上看，我们可从三个方面着眼。首先，从中国第一次崛起（713—1820）的历史中获得启发，它能帮助人们预测中国复兴时可能的行为模式和倾向。其次，中国从19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列强入侵时所遭受的一个半世纪屈辱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历会对复兴的中国处理外交关系时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三，迄今为止中国转型或不断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在处理外交关系时的行为特征。一般说来，我们可将2000年作为历史转折的开始，因为中国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开始引起世界关注，并被个别西方国家认为对现行世界秩序构成了威胁。

　　中国没有滥用权势的历史记录

        研究显示，中国在第一次崛起的1000多年中并无滥用权势的记录。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一些新兴国家截然不同，如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俾斯麦改革的德国以及二战后的苏联（甚至是美国）。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的，二是文化的。

　　第一，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拥有广袤的土地和广泛分布的河流航道，除了自给自足还有盈余，这使中国没有建立殖民地和以其他形式扩张的需要和野心。怀疑论者也许会指出，即使这一理由成立，它也不能作为中国21世纪复兴时的参考，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再属于农业经济。我的回答是，虽然中国在改变，但整个世界也在变化，尤其是全球化和复杂的制度建设，更是直接影响着世界的治理模式和中国的应对模式。全球化造成的“彼此脆弱的相互依赖性”将保证中国这个复兴的强国不会轻易去摧毁现行系统，因为那无疑是一种自杀；复杂的国际制度建设也改变了传统的权力制衡观念，起到保卫和平的作用，而纷繁的制度和机构网络也为制约复兴中国霸权力量增添了另一重屏障。

　　第二是文化原因，指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决定了中国人相信以“王道”而非“霸道”服众。谨记这一不滥用权力的传统，我们就能更好地推测中国在复兴时的表现。

　　在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和磨砺中复兴

        中国是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衰弱后重新崛起，其表现与之前提及的那些第一次崛起的国家有着本质区别。在那段黑暗的历史中，中国受尽外国列强凌辱。当这些积压已久的对外国强权不公正的愤怒一旦爆发，便给予了中国人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强烈愿望，并使其深深同情世界上那些被肆意践踏的国家。

　　这可以从中国在起草联合国宪章第2（3）条的措辞时所扮演的角色中体现。宪章中写道：“（联合国）所有成员应该运用不妨碍国际和平、安全、正义的和平手段解决其国际争端。”其中“正义”一词本来并未出现在由美国准备的《敦巴顿橡树园提议》原文中，而是在当时中方的坚持下才补充了进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如此反对一国对另一国使用武力（如对伊拉克和伊朗）。同样，中国也反对以任何形式干预别国内政，即使是假借“人权”和“人道主义干预”之名（如在达尔富尔）。

　　怀疑论者可能会提出质疑，究竟共产主义政权治理下的中国会和之前的政府有什么不同？大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对现今中国的忧虑都是来自苏联的经验。苏联（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推动或赞助了共产主义的扩张。但中国与苏联不同，即使在激进的“文革”时代，也没有实际证据表明其向其他国家全盘输出共产主义革命。总体说来，在与美国试图输出民主制度相比时，现今中国的记录并不是那么糟糕。

　　另一关乎中国复兴未来表现和倾向的要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正义的态度。许多人认为社会正义在形成21世纪国际环境的系统价值观中占主导地位，而当今中国的国际视野就是更多的关注那些被践踏和低经济水平国家的发展。比如，2008—2010年间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数量竟超过了世界银行，达到1100亿美元。北京方面还免除了发展中国家几十亿美元的债务。正如中方所言，中国对于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政策（包括贷款）不带有任何政治和经济条件。其他也有研究证实，中国对非洲的贷款和出口援助完全是以提高其基础设施和长远发展为目的。

　　中国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迈向复兴之路

        就我们所提到的，中国在转型期间的表现乃是预测中国在成为超级强国后的行为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的第三个参考依据。我们对中国在世纪之交后的国际关系行为可作一些总结。

　　第一，很多实例表明中国采取的是合作共赢而非试图制衡美国。比如在朝核问题上，如果是斯大林面临同样的美朝僵局，那他很可能会操纵朝鲜把它当作对抗美国的棋子。但中国则回应美国意愿，积极斡旋召开“六方会谈”，这体现了中国愿同美国保持合作共赢。

　　第二，研究表明中国近年来正扩大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程度并提升其影响力。在此过程中，中国提出“求稳”而非求变的政治主张，更非因要变而变。另外，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我看来，中国的积极参与是对提高世界“欠发达国家”福利水平的一种承诺，并非仅仅为了国家形象。这种承诺源于对欠发达国家的同情，中国会长期恪守这样的承诺。

　　简而言之，中国对冷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并非持有惯常的敌视态度，而是有合作有竞争，也有某种程度的协调与配合。要想真正理解复兴的中国，我们不仅要将其视为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同化”的过程，还要注意到其自身携带的在亚洲传统国际关系中所形成的一些独特特征。最近已有一些研究提出应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因为中国在复兴中的表现并非如传统理论对一个崛起国家所预计的那样可怕。（作者是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本文摘编自其新著《大国复兴：中国道路为什么如此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