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了来自该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称当前我国企业职工五项社保总费率为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39.25%，在列入统计的173个国家地区中列第13位，接近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福利国家40%的缴费门槛，分别比美国、日本和韩国社保缴费率高出23.2、14.01和24.12个百分点，约为菲律宾的3.04倍，泰国的3.84倍和墨西哥的4.76倍（8月30日《京华时报》）。

　　“五险一金”几乎和每个国民息息相关。从福利的层面看，“五险一金”是国家为化解公民老年风险而提供定期收入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趁老百姓还“年轻”，还有工作能力时，把养老保险费用按规定定期交给政府保管，当然，这其中政府拿一部分，两者的分摊有一个比重。等退休之后，政府再把这笔钱返还给老百姓，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使每个人都能老有所养。

　　但从“五险一金”的强制性来看，它有些像一种特殊形式的税负。就像个人所得税等其他税负一样，“五险一金”定期按固定比率从工资中强制扣除。可国民收入即工资水平有限，因此该税负的轻重多寡要拿捏好。英国经济学家科尔贝说过：“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税费征收智慧和艺术。而如今，排名高居世界第13位的社保缴费率，显然已经拔“鹅毛”拔得有点过了。

　　从个人层面来说，每个人都有一张小小的工资条，工资条上有“应发”和“实发”两项，每月拿到工资条，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叹“应发”的“丰满”和“实发”的“骨感”。挣1万元得6000元，从“丰满”到“骨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五项社保总费率为工资总额的39.25%，这个费率确实有点太高太重了。从企业层面来说，这个比重越大，企业的用人成本和经营成本也就越大。也正因如此，这个高费率导致“超七成企业低缴员工社保”。

　　总体来看，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已经对高达39.25%、排名世界第13位的社保高费率有点吃不消，成为其不能承受之重。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作出“此消彼长”的改变。所谓“此消”，毫无疑问就是降低个人和企业承担的“五险一金”费率；所谓“彼长”，就是涨工资，增加个人待遇。如果说面临经济下行，涨工资会增加企业负担暂不好操作，有些地方甚至还下调最低工资指导线的话，那么降低“五险一金”费率应该是切实可行的。

　　再从税负的视角看，税收的天赋原则应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如此，即使一个国家的税收再高，也不会因此而成为百姓的负担，相反老百姓能从“高税收高福利”的体制中获益。现在的问题是，虽然社保费率很高，国民税负感很重，但公共产品投入依然严重不足，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依然很低，国家仍缺乏兜底的东西，国民福利却没有相得益彰、水涨船高，老百姓无法从这种“高费率”中获得高福利。

　　因此，理疗国民社保高费率之痛，不仅仅是一个费率高低多寡问题，而需用更多的“国家的善意”来增进国民福利，如更多公共产品的供给，公共福利的增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等，唯此，才能彻底理疗国民社保高费率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