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追责，河长制行不正行不远！”针对媒体报道部分“跨界河涌河长电话无人接听”的问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龙云日前明确表态，公开是河长制必然的选择，且公开要有规范性。他还强调，各级政府对河长制的落实要加强体制机制的研究和建设，要有追责制度，“如果没有追责制度，河长制将无法持续”。

　　河长制作为一种创新的治水行政管理机制，实施已有数个年头。早在2014年，媒体就报道称，广佛为了整治河涌，在跨界的16条河涌推行河长制，“实现市、区、镇（街）、村（居）四级‘河长’覆盖全流域”；其他地市近年也在陆续推行，“河涌有问题，市民可直接打‘河长’手机反映”。就制度设计而言，河长制有多重好处，比如，由县市区一把手任“河长”，本身就凸显了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明确“河长”是牵头人，有利于跨界、跨部门治水的沟通协作；设立热线，便于吸纳不同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可以窥见该制度的有效性。

　　抛开在政府内部协调功能的强弱不论，河长制至少在政府与社会互动上，带给人们很高的期待。理想的状态是，市民发现身边的河涌脏了臭了，或是有人偷排，一个电话直达一把手，指令下达相关部门立刻行动，从而达到立竿见影的监督效果。但如果像报道披露的那样，电话打过去却无人接听，那河长制就有沦为摆设之嫌。翻阅此前报道，部分“河长”电话难打已非首次。去年5月，有媒体记者拨打过广州市水务局官网上51条河涌的35名“河长”电话，有23个没接通。此番媒体8月报道后，近期再求证，依然有多个未能接通；即便接通的，也有“信号不好”“听不清楚”挂电话的，还有应承了回复没下文的。“虚衔”真成了“空头支票”，民意和治水责任在部分领导心中的地位不言自明，责任也就无从谈起。

　　当然，“空头”热线并非只在“河长”身上出现过。不少类似推动“一把手责任制”的机制，都是轰轰烈烈宣布，没多久便被置于“角落”。客观上说，一把手们的确很忙，要牵头处理的事情很多。但热线的价值，不仅在于建立一种民意沟通和反馈机制，更重要的是吸纳社会监督，相比于政府力量而言，周边居民可以说是一条河涌全天候的监督员。对那些打电话的居民来说，在意的不是接听方到底是一把手还是新闻发言人、秘书等，而是他们反馈意见的渠道是否畅通，以及是否有跟进处理。从这一点上说，保证“河长”电话公开、畅通，是落实“治水”一把手责任的前提，而一旦这个前提无法“开头”，自然不可能有“下文”，结果是“责任都不清晰，监管就会不到位，奖惩就会不到位，追究就会不到位”。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途径之一就是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要让河长制如设计初衷那样切实发挥作用，就必须完善政府与市民的沟通机制，通过加大公开力度吸引公众参与，通过必要的考核措施强化“河长”责任，吸纳民众意见，回应民众关切，从而搭建起多元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