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已然是当下的一种社会共识。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鼓励创新、支持创新，我国近年来也密集出台了许多鼓励创新的政策措施，产生了积极效果。同时，正如《人民日报》日前的问卷调查报道所揭示的，还应该看到，一些创新政策在基层落地时还有困难，影响了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束缚了科研人员的手脚。这再次说明，要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潜能，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各项创新政策更好更快落地生根刻不容缓。

　　梳理调查中提到的一些制约创新的典型案例，真是令人唏嘘，耐人寻味。比如，武汉新烽光电副总经理周久提到的“把科学家当会计使”现象。一方面，相关政策文件中明确要求简化预算，另一方面则是财务制度中要求把预算编制得细而具体到“要用多少试管、每支试管多少钱”，以致他们不得不把项目联合申请单位的教授们安排到一个宾馆，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做加减乘除。浪费了精力倒不说，可一些研究过程本来就带有不确定性，这无异于给科研工作者出了一道比科研还难的题目。再比如，南京某高校教授讲到的“科研奖励多考核却不合格”的经历，自己搞了一年产业转化，获得了市里很多荣誉，结果因为“上课不多”，被学校考核为“不合格”，来年只能决定“说什么也要让教务处把课程给我排满”。

　　剖析这些案例，有些是因为部门间缺乏政策协调，从科研部门到财务部门、教学部门等各有一套制度规定，却又经常“各行其是”；有些则是缺乏配套细则，使得政策精神不能照进现实，进入到操作层面。归结起来，其实都是政策无法落地。必须承认，有时候得理解一下相关部门制度存在的必要性，比如高校财务部门对科研项目资金的管理制度，其在某些方面的严格规定，显然是为了避免经费被挪用、浪费等不恰当的使用。然而，当这些制度严苛到科研预算编制要具体到“一支试管”、经费报销不考虑实际的“一概凭票”的时候，也就值得商榷了。至于一些地方财政部门要求科研经费按“三公”经费管理，每年必须花掉多大的比例，逼得科研部门只能突击花钱买设备，以一种看似“最安全”的方式挥霍经费，那就更加适得其反了。

　　诸如科研成果能不能转化为考核中的课时、能换算成多少课时，原本是可以通过学校学院内部就可以解决；即便是涉及科研经费管理，中央的有关意见要求也赋予单位“制定符合科研实际需要的内部报销规定”的灵活性，关键在于相关部门有没有充分发挥上级政策所赋予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还是仅仅把意见、通知转发一遍就等同于落实。归根到底，推动政策落地生根，打通“最后一公里”，这是关键。

　　因此，各地在推进政策过程中，要多倾听来自一线的意见和建议，完善或改进制度机制为科研创新提供有力支撑。对报道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不少科研工作者、专家都给出了应对方案，比如在发票报销上是否科研考虑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明确哪些事情不能做，以更好发挥单位和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涉及科研与财务、教学等多部门的协调，是否可以在政策设计之初就建立联席制度，使可能涉及的部门一次性纳入统筹意见；或是通过建立健全科研诚信制度、实行内部公开制度、加大对科研人员“踩红线”的事后惩罚力度等方式，在发挥科研人员自主性的同时规范管理、强化约束，形成既符合原则又不失灵活性、操作性的配套举措，使政策的激励效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