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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绘制了在当前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吹响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速前进的进军号。
《决定》指明了“深化改革”的内容是“全面的”,因而,60条决定涉及政府职能、财税体制、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开放型经济等等诸多方面,但重点则是经济体制改革。有人把经济体制改革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这个比喻是贴切的。毛泽东对市场经济的初步探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建设社会主义应当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的问题,摆在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面前。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此全无经验,“以俄为师”,是不二的选择。同时,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对我国经济体制的选择,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事实表明,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能在整个国民经济实力非常弱小的条件下,在不长的时期内,就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进而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同时,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相当严重: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其后又着力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提出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仍然很有价值的看法。其一,只要有不同的所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就要存在的观点。毛泽东明确指出,只要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是不可避免的。其二,价值规律是伟大学校的观点。毛泽东说:“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其三,商品生产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商品生产的性质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与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其四,统筹全局,兼顾各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要处理好国家、生产集体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说:“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他在谈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众所周知,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就是市场经济,价值法则(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左”的意识形态,使毛泽东最终止步于市场经济的大门。邓小平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道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就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冲破了“左”的意识形态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的“左”的藩篱。
1987年2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03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全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市场经济作为方法、手段,总是依附于一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完整地讲,我国现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是以“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现出来的。正是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阐述“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之前,首先用一大部分讲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问题。《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笔者注意到,党的十七大报告甚至十八大报告在提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时表述为“基础性”。为何会有这种改变?读者可以细细揣摩。笔者的体会是:“基础性作用”的表述是起点,是静态的:“决定性作用”表述的是主导,是动态的。这两种作用的性质和大小是不同的。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改变,明显提升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作用的力度。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不能认为仅仅是“换了一个词”,它表明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是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飞跃。
《决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对资源配置信马由缰,任其自流。“起决定性作用”不等于“起全部作用”。由于市场经济内在地存在自发性、盲目性,追求利润最大化,因而资源配置中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不应缺位,也不能缺位。从《决定》提出“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来看,政府的作用的确有所弱化;但《决定》同时也提出了“三个加强”,即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即在配置资源的宏观调控方面政府是大有作为的。
(作者系山西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