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

　　孙中山在规划中国现代化建设蓝图时，把心理建设置于首位，其次才论及实业建设和政治建设（《民权初步》）。近来，我研读“宜昌好人”系列报道，深以为这是当下心理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民间成批涌现忠信慈孝、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艰苦创业等懿言嘉行，展示了新时代心理建设的亮色。

　　人的心性培养与生活水平有关，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但“知礼节”“知荣辱”并不会因“衣食足”而自然获得。人的心性培养因时而进，却又具有颇为强劲的继承性，传统伦理的许多基本要素理当传袭，在传袭间改良，而不可斩断前缘。然而，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升，道德水平却有升有降。

　　伦理资源的流失，导致今日精神财富匮乏，私德、公德双双缺失；社会价值观趋向单一化；利益至上、逐利丧义的物质主义盛行。走出上述困局的出路便是开掘并激活三方面资源，使之融入大众的实际人生：

　　首先，发挥“一天人，同真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赋予礼义廉耻、兼爱和平、讲信修睦等传统伦常以现代性，使其赢得生命活力。正义与公平、忠诚与信任、正直而无偏私等等美德，是在熟人社会发端的自然理性、自然正义，这些美德应在社会生活，尤其是在教化中得以提升与扩大。中国历史上有无数可效法的道德楷模，如墨子执道义“死不旋踵”；孟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顾炎武“以匹夫之贱而心忧天下”；谭嗣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雄精神等等。这些古贤之德，当然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包含具体的历史内容，而其伦理层面的精义却垂之千古而不朽，足堪为今人效法。有如此丰厚而优越的伦理遗产的中国人，决不会在今日与未来沦为道德“侏儒”。“宜昌好人”的诸多典型，正是优秀传统伦理的当代弘扬。

　　其次，发挥革命伦理中富于感召力的成分（如克己奉公、服务平民等）。我在2002年夏季访学德国、法国，发现一些西欧青年身着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交谈中获悉，青年们钦佩切·格瓦拉解放人类的献身精神，以为这是现今的稀缺之物。南丁格尔、林觉民、方志敏、白求恩的感人至深，也同于此例。

　　需要特别补充的是，革命伦理的教化功能，基本前提是言行一致，是卓绝的思想与坚贞的践行的高度统一，任何虚假、作秀、言伟而行污，皆与革命伦理的真谛背道而驰。

　　再次，吸纳外来伦理的普适性内容（如博爱、人道、公德等），这是弥补今日伦理缺失的又一途径。以往常把发达国家描述成唯利是图的资本帝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那里多数人的信条，其实这种概括过于简单化。现代西方固然有“利益最大化”的普遍追求，同时也随处可见基督仁爱精神的践行。外人的美德善行，尤其是公德成习，是我们应当虚心吸纳的。

　　伦理建设是践行性特别强烈的浩大工程，而“宜昌好人”为我们提供了启示：第一，这些优秀典型是从大众伦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并非高不可及，而是深植于平凡的日常生活，既可敬，亦可亲，具有切近感。第二，“宜昌好人”把深厚的中国伦理文化积淀加以激活，是传统美德的现代发挥，实现了伦理继承性与时代精神的结合，建构包蕴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双重内涵的公民意识。第三，谴责现存的失德现象与赞颂当下的道德模范，是伦理建设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而健康的道德精神的引领尤为急需，“宜昌好人”正是伦理建设的有益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