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堂

　　近几年来，湖北宜昌涌现出了一大批“宜昌好人”，成为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宜昌好人”带动本地，辐射全省，影响全国，积聚正能量，塑造新精神，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宜昌好人”层出不穷，广大市民争先恐后地学习“好人”、争当“好人”，讲道德，树新风。这与人们对“凡人善举”的主体诉求有着紧密联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已经习惯于向“英雄壮举”学习。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英雄壮举的确值得学习和景仰，但因为现实与心理距离比较遥远，过高的道德标杆很难有效地转化为指导自己实际行动的人生指南。而“宜昌好人”的一个个生动典型直接来自生产生活第一线，来自普通市民之间，这些基层市民的感人事迹更能撼动受众的心灵，更能有效激发普通市民学习好人、争做好人的善良愿望。古人说过：“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意思即是说，普通人都可以通过正心诚意的持续修炼，最终实现道德完善。“宜昌好人”典型就是普通市民可以靠近的“道德”标杆，他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他们或者是“廉洁、务实、担当”的公务员，或者是讲求“诚信、规范、奉献”的服务人员，或者是“爱国爱家、敬老爱亲、尊敬师长”的中小学生，抑或是“存好心、行善举、做好人、得好报”的社区居民，还有的是“移风易俗、亲乡厚德、勤劳致富”的普通农民。

　　由老百姓自己讲身边的好人好事，树立老百姓身边的好人典型，如此一来，学习“凡人善举”就能够把以前遥不可及的先进道德理念，转变成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身边好人的日常“善举”，真正入脑入心，外化于行，在平凡中寄寓“不凡”的力量，有力助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宜昌好人”现象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时代呈现。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就不缺乏“向善”的愿望。如儒家文化倡导“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在人际交往方面，提倡谦恭礼让的美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等。《菜根谭》说得更为通俗明白：“处事让一步为高，待人宽一分是福”。《增广贤文》也说：“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用心计较般般错，退步思量事事宽”。这些都已成为炎黄子孙众口相传的美德。“勿以善小而不为”，积小善为大善。“宜昌好人”现象的产生，毫无疑问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滋养，得益于宜昌历史上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出塞和亲的王昭君的精神感召，得益于宜昌本土三峡文化、土家文化的深厚文化底蕴的熏陶，也得益于宜昌淳朴的民情民俗。由“宜昌好人”现象我们可以惊喜地发现，虽然物质世界的变迁日新月异，但是民族精神中的优秀传统依然那么坚韧，那么直达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