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流逝，令伊拉克战争的硝烟渐行渐远；10年沉淀，让世人透视战争迷雾的视点也愈发清晰。仅从战略视角来分析梳理伊拉克战争败因，赫然惊现，此次失败只是因一系列战略误判而推倒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而已。三次战略误判直接导致三场大规模战争，以最高决策者的“己误”开头，以“误国”落幕，令曾是“世界富国、地区强国”的伊拉克，最终堕入“世界同情、地区仇恨”的痛苦深渊。

　　1980年9月伊拉克贸然发动的两伊战争，战略误判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误判。萨达姆政府错误地认为霍梅尼宗教集团刚刚上台，伊朗国内局势未稳，政治集团四分五裂，大批高级军官被清洗，军队处于半瘫痪状态，是称雄中东地区的大好时机。二是军事误判。在低估对方抵抗力的同时过高地估价了自己的战斗力。认为美国对伊朗实行武器禁运，武器来源减少，战斗力大大减弱。而伊拉克不能实事求是地估价自己部队的训练、战备状态和弱点，忽视后勤保障问题，仅把希望寄托在突然袭击和速战速决上。

　　两伊战争开启了伊拉克衰败的梦魇。历时8年的两伊战争，伊拉克伤亡200万人、经济损失逾3000亿美元的代价，至少使经济发展推迟20至30年。

　　“存乎一心，发乎一念”的战略误判是战争失败之因，而战争失败之果又可能演绎为下一场战争误判之因。海湾战争又一次让伊拉克掉进了战略误判“漩涡”。伊拉克以为苏联进行战略收缩，无意也无力对其进行重大干预，为弥补两伊战争亏空，掠夺石油资源和巨额财富，遂铤而走险，1990年8月2日大举入侵科威特，此举直接触及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战略利益。美国出兵海湾的战略企图是要建立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重新确立美国在全球的支配地位；控制海湾石油资源，维护西方经济命脉；实现在海湾地区长期驻军计划，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

　　伊拉克在政治上空前孤立、经济上被全面封锁、军事上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也曾面临着三个层面的战略选择：最低烈度层面是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保住萨达姆政权和伊军实力，守住伊拉克本土；中间烈度层面是以割让布比延、沃尔拜岛和鲁迈油田为条件，从科威特部分或全部撤军，体面地结束战争；最高烈度层面是通过持久的地面消耗战拖垮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赢得战争的胜利，确保对科威特的占领。

　　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的思维活动是战略思维的本质特征。然而萨达姆心存侥幸梦想把战争的偶然性转变为必然性，奢望战争按照自己愿望发展并取得期待的结果。他亦反复权衡，还是犯下了军事上的战略误判，选择最高层次战略目标——守住科威特。

　　战争实力对比越悬殊，战争结局越惨烈。海湾战争，伊军亡10万人，伤30万人，被俘8.476万人；各种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战争赔偿1990亿美元。

　　诚然，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已不是萨达姆直接战略误判所致，而是被他自己在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中战略误判的“惯性力量”所打败的。由于国力的凋敝和战力的羸弱，伊拉克无可避免地演绎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剧。而认定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不过是美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动武借口。于是，伊拉克成了美国实践“先发制人”战略的第一个“试验场”，“小鸡”再次被“牛刀”痛宰了一回。

　　战争从不相信眼泪，眼泪却长久地流给了战争。三次战争将“富甲一方”的伊拉克打回到“家徒四壁”，伊拉克人民生活也经历了从“天堂”到“炼狱”的大逆转。两伊战争前，伊拉克拥有370亿美元外汇储备、人均年收入近3000美元，直到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已沦为世界上几个最不发达国家，2003年底伊拉克人均GDP仅785美元；债务方面，据IMF统计，外债达3830亿美元，人均负债达1526美元。一人误国缘误判，兆民长恨泪当歌。

　　纵观古今中外的经典战例不难发现，军事力量对抗的本质是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的对抗。战略思维是研究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认识规律的思维方式，是人们分析和解决宏观性、前瞻性、政策性等重大战略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每一个经典战例，都是思维博弈的结果，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战略思维的杰作。导致战争失败的根由无外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在主观因素中，战略误判是致使战争败北的“第一杀手”，失之毫厘必将谬之千里，误判“一瞬间”，祸患“无绝期”。

　　“不被泰山崩于前而慑神障目,不被麋鹿兴于左而乱意分心”。制定战略要以史为镜、以敌为师，既要有天下大事尽收眼底的“望远镜”，又要有洞察幽微见微知著的“显微镜”，还要有通过现象看本质的“透视镜”。如是，才能远离战略误判的盲区、误区；惟此，才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大气从容与胜券在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