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不少人认为俄军推动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改革是照抄美国模式，但回顾俄军体制改革的整体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俄军的改革虽然借鉴了美军的一些联合理念，但其走过的却是一条在本国国情军情基础上反复探索、磨合、修正，有自身特色的改革之路。

　　早在二战期间，苏军在与德军作战中就曾组建了若干个战略方向总司令部，成为军兵种联合指挥的雏形。1945年对日作战中，苏联最高统帅部再次采用战略方向总司令部的指挥模式，组建远东总司令部，配有各军兵种作战指挥组，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战区多军兵种联合指挥。然而战争结束后，苏军又恢复了战前军兵种和军区军政军令合一的体制。上世纪70年代，苏军领导对联合作战指挥进行了探索，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不了了之。上世纪末，俄军再次进行联合的尝试，却因部门利益的强大无果而终。进入新世纪，在两次车臣战争与俄格战争的刺激下，以俄军“新面貌”改革为标志，在2010年对军区体制大刀阔斧的改革中，俄军初步确立了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联合的反复探索终见成效。

　　反观美军，其作战条令指出，“联合作战是指美国军队两个或两个以上军种——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的统一军事活动”。1942年以前，美军在军事部（陆军部）和海军部之间建立“陆海军委员会”，协调实现陆军和海军的联合作战。1942年至1986年，美国出兵欧洲，仿效英军指挥体制，于1942年建立参谋长联席会议机构。通过参联会的协调，实现军种之间的联合作战和与盟军之间的联合作战。1986年后，随着《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的出台，美军逐步实现了由松散式的联合作战向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转变。

　　与美军理论与实践互动，小步快跑式改革路径不同的是，俄军的改革显得波澜起伏。在战争环境中，苏军因势而生的联合作战指挥实践，虽然并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撑，却在实战中取得了辉煌战果；在和平环境下，俄军上层力推的联合作战改革，却因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而屡屡受挫；在战争受挫时，俄罗斯各方力量改革意愿上升，前期改革铺垫到位，联合之路终于行通。探究俄军数次尝试的成败之因，期间既有人们认识水平的时代局限，又有改革设计的道路偏差，亦有改革环境的大势推动。

　　美俄两军尤其是俄军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历程启示我们，走向联合的道路绝非一条，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吸取与总结，但实践道路不可能复制，具体操作方法还需要根据自身情况精心设计。作为事关军队核心战斗力的顶层设计，作战指挥体制的构建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配合，在这一过程中，准确判断自身国情军情，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改革道路，才是联合作战体制得以确立、 健全、完善并发挥实效的基础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