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禁烧秸秆而对麦茬限高10厘米，安徽太和县的这一举措日前在网上引发争议：因为限高增加了农机收割的成本，导致很多收割机离开，并引起种植户的担心，不少网友则批评麦茬限高系“拍脑袋的决定”。当地回应，将会以补贴的形式降低农民的成本。（《南方都市报》6月3日）

    “麦茬限高10厘米”，这要求听起来有点像“厕所里的苍蝇不得多于5只”，难免被冠之以官僚决策的名头。确实，这样的要求，与农户的收割传统、机械作业现状相去甚远。为了达到10厘米以下要求，要么人工费时费力，要么收割机费油费钱，反弹声自然不小。

    该县政府官网的政务动态显示，5月24日和27日，该县至少召开过两次秸秆禁烧的工作会议。5月31日，该县政府发布的《太和县制定秸秆禁烧工作标准》第二项明确提到，“全面实行短茬收割，所有小麦收割留茬高度一律严格控制在10厘米以下”。不过，尽管“标准”如此荒唐，就算户户不达标，恐怕也祭不出什么惩戒性杀手锏。毕竟，如此要求缺乏法律约束力。说白了，对基层干部也许有用，对农户也只有道德约束力罢了。

    每年一到夏收，就是农户与巡查组斗智斗勇的时刻。村里田头大喇叭流动宣传着，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无非是摆明焚烧秸秆的利害关系——譬如有碍PM2.5治理，污染大气环境；譬如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等。遗憾的是，无缝接轨的宣传，抵不过农忙时节一烧了之的方便。于是，“禁烧”成了权力层面的头上利剑，但是无法将压力传递到农户身边。真正做到禁烧，还得仰仗村民文化素养提高，而这显然不是三五年可以完成的任务。

    于是，就呈现出诡异的两个现实：

    一是越是烧得厉害，越是对基层公职人员加大惩戒筹码。譬如在5月30日，江苏如东县岔河镇龙凤村和通州区兴东镇永护村发生露天焚烧秸秆现象，龙凤村党支部书记已被免职，如东、通州两处秸秆火点所在村、挂钩部门、镇党委、政府相关负责人已按程序接受问责。5月31日，江苏南京市高淳区公布秸秆焚烧处理结果，区环保局长和桠溪镇党委书记被停职检查。

    二是有限补贴并不能对分散经营的农户构成杠杆效应。譬如根据规定，安徽省市县三级财政目前对禁烧工作实行每亩20元的资金补贴，主要用于秸秆机械化还田或打捆、短茬收割农机刀具磨损、玉米免耕直播机械、收储点建设和秸秆转化项目。不过，有村民反映“至今都不清楚是否有补贴”。太和县今年新出台规定，对没有焚烧秸秆的麦田每亩再奖励10元。当然，这钱同样要经历复杂程序。在禁烧后的人工成本远大于焚烧之便的语境下，即便理解基层干部的苦心，少数农户、尤其是人手紧缺的留守家庭，还是有不得为之的无奈。

    “麦茬限高”固然滑稽，但还有比之更靠谱的禁烧令吗？秸秆综合利用说了这么多年，依然停留在传说阶段；而禁烧政策基本“只谈感情不谈钱”，未能从技术层面解农户的燃眉之急——千百年的农耕传统在，夏忙时节又不等人，秸秆还能怎么处置？也许，只有正视那些“放火”的理由，才能真正找到“灭火”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