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生中有多少个证件、证明？电子政务理事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昨日（12日）共同发布的《中国电子政务年鉴（2015）》称，“我国与人民群众日常工作生活相关的各类证件、证明多达400多个，其中最常用的有103个之多。”

　　国人面对的，不只“办证多”，还有“流程繁”——证件审批涉及部门众多，同样材料重复提交，而且部分证件审批周期长。据统计，办理这103个常用证件，需要经过18个部委局办，盖100多个章，交28项办证费；户口簿要提交37次，照片要提交50次，身份证要提交73次。这当中，由于数据跨区域、跨部门的共享、保护、开放尚未形成，异地办理所遇到的羁绊和壁垒更多。

　　“出国旅游先证明我妈是我妈”、“为办准生证奔波两地长达三年无果”，这些奇葩消息曾在舆论场上回荡了许久，成为了各种段子的素材。一个严肃的公共议题最终被大众娱乐消费，反衬出了问题本身的荒唐吊诡，以及公众对于此类社会管理痼疾的无奈和苍凉。

　　繁多的证件以及其对应的繁琐流程，其实就像无数道社会隐形锁，强化了公民的地域属性、抬升了社会流动的成本，也锁住了社会的活跃度。于普通个人而言，一张证件常常让他们在城市和乡村间来回折返，腾挪闪躲、充分调动个人资源来“缝补”各地办理方式的差异；对于创业者而言，几张证件就会让他们为人才流动买单，进而在微观层面上形成对创业创新的限制。办证的“多”与“难”，潜在与“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愿景发生了冲抵。

　　简政放权、户籍改革和电子政务正在大力度的同步推行，而改革的终端是人，其成果最终要从每个社会个体的生活的便利度、舒适度中体现出来。“一生办证四百个”的普通人更希望改革能逐渐完成几个区分：400多个证件中，哪些是必须的，哪些是可以祛除的？必须办理的证件中，哪些是可以一站式、一个窗口解决的，哪些不是？可以一站式办理的证件中，又有哪些在异地也可以完成，哪些还不能？剥茧抽丝的回答这些问题，保留那些“必须”，去掉或革新那些“不能”和“不是”，就是“拳拳到肉”改革成果。

　　与“一生办证400个”的新闻相关，两个消息令人欣慰。继去年10月公安部将“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制度”作为重大改革举措之后，该制度已经在北京和上海逐渐落地。北京从7月起启动身份证异地受理，上海则在7月12日首次颁发异地身份证，“以后台数据流转代替办证人的来回奔波”。这种与户籍改革同向的简政之举，以居民最重要的证件身份证为抓手，正在倒逼跨地区、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建设，也同样是为“400多个证”解锁的具体措施之一。

　　说到底，社会活跃度与创造力，都可以还原为每个个体的自由度。单个人摆脱办证多办证难的无形锁，发展中的社会才不会被僵直、简单的治理模式捆绑住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