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欠薪比重曲线中，我们既能看出各地清欠的努力及成效，也能看出某些力道不足的地方。清欠远未到鸣金收兵之时。以理顺劳动关系清除欠薪隐患为本，以工资保障金制、欠薪“入刑”等倒逼性措施为辅，持续发力，多措并举，应该是根治欠薪的务实出路。

    “这些治理欠薪的方法奏效了吗”——本报一组系列报道历时两个多月，各路记者进工地、下厂房，逐一梳理月薪制、周薪制、工资卡实名制、取消“包工头”、工资保障金、欠薪“入刑”、建筑市场“黑名单”等清欠举措的成效。其中，有实名工资卡的“小卡片”带来“大改变”的喜人消息，也有“月薪制出台十年仍未推行”的遗憾，还有“包工头”难取消的纵深剖析，等等。

    当我们将一组系列报道放在一起会发现，本报十几位记者合力做了一个欠薪顽疾的“病理切片”，对清欠之策做了一次全方位的扫描与评估——哪些措施是见效的，哪些办法流于形式，哪些对策落地遇阻，逐一追问、剖析。而这样的“临床诊断”对于下一步清欠如何开方抓药，无疑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对引导公众认清清欠之复杂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6年前熊德明当面向国家总理讨薪，成为当年农民工讨薪的标志事件。随着各地清欠重拳出击，大规模欠薪事件被初步遏制。国家统计局的权威调查可作佐证——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全国外出农民工被欠薪比重2008年为4.1%，2009年为1.8%，2010年为1.4%，2011年为0.8%，到2012年为0.5%，2013年为0.8%——欠薪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应该说，清欠收到不小成果，值得肯定。

    只是，曲线尾部，“201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被欠薪的比重较2012年首现上升”，这一迹象令人心忧，它至少告诉我们：欠薪事件并未根绝。不仅如此，欠薪事件正由热点新闻渐渐沉淀为持续性、非热点的事件。清欠如何持续发力，避免出现“松口气”心态，则是我们要当心的事。而本报记者合力解剖的清欠这一社会治理“标本”，让我们看到欠薪比重曲线背后的艰辛治理。

    相比为清欠开“药方”、出新政的热情，一些地方对清欠“药效”的关注、对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显得力度不够。而清欠彻底与否、到位与否，实质上检验的是一地相关领域劳动关系的治理是否到位，是否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与和谐。

    比如，一些地方，不规范的层层转包是建筑市场的老大难，管不住层层转包，农民工的月薪制就难落地，这也才有了“月薪制出台十年仍未推行”的无奈。再如，工人想从工资保障金中拿到被欠的工资，或者想打官司追究欠薪企业的刑事责任，却卡在没签劳动合同上，都暴露出某些领域劳动关系的不规范。还有，相比规模较大的建筑施工企业将“包工头”吸纳到正规劳务公司，那些人员流动大的小企业依然离不开散兵游勇的“包工头”，这让管理部门要求“取消包工头”的规定似显“水土不服”。往深一层追究，这与建筑施工市场的规范程度密切相关，招投标如何避免竞相压价、以保企业合理利润？不同工种、工序、工价如何标准化管理，以确保工资管理更透明公开？等等。

    归结起来，清欠，必须放在劳动关系的大背景下来治理。如果某地欠薪久治未愈，一定是在结算工钱之前的劳动关系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最后才引发欠薪的结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往往解除不了病根。

    从欠薪比重曲线中，我们既能看出各地清欠的努力及成效，也能看出某些力道不足的地方。其中，政府部门的清欠决心与力度至关重要，是应付完欠薪舆情热点后即一切照旧，还是肯下功夫从源头上理顺劳动关系，直接影响着清欠的最终效果。

    清欠远未到鸣金收兵之时。以理顺劳动关系清除欠薪隐患为本，以工资保障金制、欠薪“入刑”等倒逼性措施为辅，持续发力，多措并举，应该是根治欠薪的务实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