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去看望在武昌东湖宾馆下榻的毛泽东，毛泽东当面评价李达说：“你是黑旋风李逵。但你可比他李逵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而你鹤鸣兄却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算起，到全国解放，可称得上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哪个没有挨过你的‘板斧’？”“你就是理论界的鲁迅，我一直就是这么个看法！”毛泽东的这一评价，可以说是对李达一生的真实写照。

大 义

　　李达的“大义”，源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1913年和1917年，怀抱实业救国理想的李达两次东渡日本，先后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和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理工科。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后，留日中国学生群情激愤，李达率留日学生救国团到北平请愿。但是，留日学生救国团“预定唤起国内学生大搞救国运动的希望终于没有实现”。李达后来回忆说：“这次挫折，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于是，回到日本后，李达毅然放弃了理工科的学习，全力研读马克思主义。

　　1920年8月，李达从日本“回国寻找同志”。不久，他就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和主编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秘密机关刊物《共产党》，负责筹备和组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党的“一大”后不久，李达创建和主持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籍；还创办和主持了上海平民女学，培养了王剑虹、王一知、丁玲等一批党的妇女干部。党的“二大”后，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赴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湖南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何叔衡、李维汉、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等一大批党的干部都曾在这里学习过。李达主持全校教学，还亲自授课，并与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担任该刊主编，使其成为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1923年暑期，李达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议国共合作问题。听到李达在国共合作方式上的意见与自己不一致，陈独秀暴跳如雷。受了这样的刺激后，李达愤然脱离了他自己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后来谈起这段经历，李达说这是他“平生所曾犯的最严重、最不能饶恕的大错误”。不过，1924年至1949年间，尽管李达离开了党的组织，但他的信念从未动摇过。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虽然脱离开了党，却绝不脱离马列主义，决不做违反党的事情。”在这一时期，他不仅在大家讲坛上和自己的论著中继续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而且为党做了大量的外围工作。

　　1927年初，李达应邀为毛泽东在武昌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期间，曾受毛泽东委托做唐生智将军的统战工作，对唐生智后来弃暗投明产生了重要影响。1932—1938年间，受党组织的嘱托，李达曾分赴泰山、张家口和重庆三度为冯玉祥及其研究室讲学，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形式逻辑，使冯玉祥深刻认识到“若不相信辩证唯物论则我民族不能复兴”，为促使冯玉祥联共抗日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湖南大学任教期间，从1948年11起，他受地下党的委托，以大量细致的工作成功地促成了程潜的起义，为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李达在全国各地大学任教，身边总是聚集着一大批进步学生，他经常向地下党介绍进步学生入党，许多人在他的引导下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李达曾对他的学生吕振羽说：“不管形势如何变化、环境怎么恶劣，我这个‘老寡妇’是决不失节的”。大革命失败后，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想聘李达做顾问，李达愤怒地回绝道：“要我做刽子手的顾问，真是不把人当人。”后来，汪精卫、陈公博邀他加入国民党改组派，邓演达要他参加第三党，他也都拒绝了。1937年6月，蒋介石让冯玉祥做说客，想请李达和白鹏飞做国民党行政院的参事，他们回绝说：“我们只知道教书，不知道做官！”1941年7月，李达在广东中山大学被教育部电令解聘。此后五年多时间里，李达不得不困居家乡零陵以种田为生。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零陵专员奉陈立夫之命诱劝李达跟着国民党走时，李达仍然坚定地回答说：“我是有坚定信念的，叫我轻易地改变立场、摒弃信念是难上难。”零陵的“维持会”曾要懂日语的李达为日本人办“公事”，李达愤怒地说：“我决不做亡国奴！即使我生活再苦，就是拖死、饿死、冻死，我也不会去给日本鬼子办事。”总之，正如邓初民在评价李达时所说：李先生“立身处世，心有所主，不为富贵、贫贱、威武世俗之物所撼，实有足多者”。

　　正因为李达始终坚守信念、不忘初心，所以党组织也一向都非常信任和高度评价他。1939年，在延安的毛泽东曾写信给李达，称赞他是“真正的人”。1948年初，毛泽东曾三次电示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同年11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李达称：“鹤鸣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1949年5月李达抵达北平后，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同年12月，由毛泽东等人作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介绍人，党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

大 智

　　李达的“大智”，最充分地体现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卓越贡献上。

　　早在从日本回国前，李达就开始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多篇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并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日文译者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和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于192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从日本回国后，李达立即投入了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先后发表系列文章批判研究系代表人物梁启超和张东荪的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第四国际“左”倾思潮，以及号称“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第一人”的江亢虎对社会主义的歪曲，论证了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毛泽东所说的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都挨过李达的“板斧”，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的事情。

　　1923年，李达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论题，认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并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论述了如何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自此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亦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成为李达全部理论探索的鲜明主题。

　　1926年，李达出版了专著《现代社会学》，它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被人们称赞为“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该书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至1933年共印行14版。据邓初民回忆，当时革命者“差不多人手一册”。后来，李达被国民党湖南当局通缉，所开列的“犯罪事实”就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

　　大革命失败后，李达痛感当时中国革命的理论准备严重不足，遂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译介。1929年，他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三部专著，在革命低潮中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其中，《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民族问题》分别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的专著，而《社会之基础知识》则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作了令人惊叹的深刻分析。李达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铲除封建遗物，中国革命的必然归趋是由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达于社会革命。1929—1932年间，李达翻译出版了9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名著。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详细阅读了其中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先后写下了近2万字的批注。

　　1932—1937年在北平任教期间，李达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社会进化史》《货币学概论》四部著作，其中，《社会学大纲》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实践的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毛泽东说他读了十遍，也是毛泽东批注最多的著作；后三部著作则分别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世界通史和货币学专著。这些著作不仅是“中国人自己写的”，而且都特别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例如，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尖锐批评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只研究外国经济而不研究中国经济的缺陷，提出了广义经济学的主张，强调要“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和把握“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毛泽东在向延安理论界推荐《社会学大纲》的同时也推荐了该书，说“李达还寄给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写道：“中国研究马克思及辩证唯物论，要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为最早，最有贡献”，而“在今日介绍成绩最佳、影响最大，当然是李氏”。侯外庐也说过：“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党外都有”，“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

　　1947年，李达就聘于湖南大学，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法理学大纲》一书，成为“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精心撰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榜样，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撰写的《谈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等著作，为宣传我国新宪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也给了胡适一“板斧”，深刻地批判了胡适宣扬实用主义的理论错误。他还受毛泽东嘱托主编了《唯物辩证法大纲》，注重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明的中国风格。

大 勇

　　李达的“大勇”，是一种敢于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讲马克思主义就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言行一致，决不能墙头一棵草，风吹两边倒。”这是李达一生的座右铭。

　　大革命失败后，李达被国民党当局通缉，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和生命危险，但他从未向各种反动势力的威逼低头。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李达四处躲避国民党追捕，于9月底在李汉俊的帮助下来到武昌中山大学任教。12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包围武昌中山大学，搜捕进步师生。在许德珩的资助下，李达又秘密逃往上海。李达离开武昌的次日，李汉俊等人被捕并被军阀胡宗铎杀害。

　　1928—1932年，在上海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险恶环境中，李达不仅自己发表了许多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著，而且与邓初民等人创办了昆仑书店，后又自己创办了笔耕堂书店，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上海政法学院和暨南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李达的行动处处受到反动势力的监视，不仅被法国巡捕抄家，而且被国民党特务打断右手和肩骨，致使他住院医治7个星期。他愤怒而坚定地说：“反动派想打断我的右臂，不让我再拿笔，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

　　1932—1937年在北平任教期间，李达这位著名的红色教授自然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李达一到北平，就受到国民党宪兵和特务的监视，蓝衣社特务甚至在教室的走廊上偷听他讲课。碰到这种情况，李达干脆“哑子讲课，以笔代口”，边擦黑板边板书所讲内容，听课学生不禁为他的机智和飞快的板书本领叫绝。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回忆说：当时，李达是北平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进步势力的中心人物”，是“进步师生与反动派做斗争的一面旗帜”。李达对于自己面临的各种危险是有充分心理准备的。他身边一直放着一个铺盖卷及毛巾、牙刷等，随时准备坐牢。他甚至还做了大皮袄，准备在寒冬腊月在监狱里坚持写书。

　　1947—1948年，李达在湖南大学任教期间，有三个反动机关都把他列为黑名单的第一名，他在校内外的活动都受到严密监视，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学校当局还故意不让他讲授其最有造诣的哲学和经济学，而要他讲授法理学。而他则表示，无论讲什么，“要我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办不到！”在讲授法理学过程中，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法律现象，并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玩弄“制宪”的阴谋。

　　20世纪50年代，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否定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原则。李达认为，这些主张是根本错误的。在一些文章和报告中，他反复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社会主义阶段必须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原则。

　　1966年初，林彪等人鼓吹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甚嚣尘上。当时，李达正在根据毛泽东的嘱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他对助手们说：“什么顶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发展了？我们不要写这个！”有人提醒他这是林彪说的。李达听后更火了，激动地说：“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怎么能有顶峰呢？这个说法不科学，不管谁说的都一样。”李达为坚持真理奋斗到了最后一息。

　　汪信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人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李达全集》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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