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苏秉琦考察出土文物。资料图片

　　古史重建

　　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通行的史学观点却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1000年只能作为传说时代对待，原因是缺乏实物证据。

　　苏秉琦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体会到，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的解决，最终要靠考古学，考古工作者要时刻意识到这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因为中国文明的起源，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课题，而且是牵动亿万人心的大事。由于他对此有清醒认识，所以当20世纪80年代以来辽西红山文化、江浙良渚文化、晋南陶寺文化和此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岭南石峡文化接踵显现出社会变革迹象时，他最早捕捉到其中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在1985年5月于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他就提醒大家要注意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即将开始，而他自己，除了以极大的热情来迎接考古界的这一喜人新形势以外，更注重理论上的建树，从而始终站在这场大讨论的第一线，把握着讨论的方向。

　　由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使苏秉琦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在关注中原地区的同时，也将注意力转向中原以外地区。1983年辽宁西部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发现后，他把重点更多地移到燕山南北地区，于1985年9月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著名论断：“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时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三者联系起来的新概念在于，把史前文化中与古城古国相联系的那部分加以突出，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的遗址、墓地在原始社会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或五千年前的若干个地点都已找到了线索。”“考古发现的大遗址规格就是古城古国所在，秦汉设郡都是以当地古国为基础的。”可以看出，这是苏秉琦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中国考古实际的深化。在此认识基础上，他提出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的文明观。

　　在文明起源讨论中，大家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到文明起源的标准和进入文明社会的具体时间上，苏秉琦则主张不必在概念上过多纠缠。那么，他此时在思考什么问题呢？

　　1985年11月，苏秉琦在山西侯马举行的晋文化讨论会上作题为《晋文化问题》的学术报告，以一首诗《晋文化颂》为纲：“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这首诗从字面上看，是把当时从中原到北方有关的考古发现，分为三个大的时期进行了系统而形象的概括，以此作为晋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其实际所要表达的含义是，以北方与中原经晋中南的文化关系为重点，将辽西、三北（冀北、晋北、陕北）、晋中南和中原连成一线，以突出晋文化的枢纽地位。原来他正在思考的问题，是从区间考古文化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这已涉及文明起源的动力和机制问题了。他还从文化关系中归纳出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裂变、碰撞与融合。

　　一年以后，苏秉琦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中，对这首诗的含义，作了更深层次的解释，那就是从考古学上追溯中华文化的根，复原五帝时代的历史。

　　这是一篇不到2000字的短文，文章对从距今五六千年到三四千年间北方与中原古文化交汇的路线、形式、过程、对接点和后果，以严密的逻辑和准确的语言，作了精练的阐述。源于华山脚下以玫瑰花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沿太行山麓北上，源于辽西以龙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红山文化，由大凌河源南下，它们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产生了以龙纹与玫瑰花结合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文明火花。到晋南的陶寺文化，又具有汇聚北方、东南沿海诸多因素的综合体性质，并为夏商周三代在中原的先后兴起奠了基。这一先南北碰撞后西北和东南向一起汇聚的演变轨迹，与古史记载的“五帝三王”时“诸侯相侵伐”，继之“尧舜禅让”，再后的“逐鹿中原”等一系列大事件的社会背景相吻合，这就使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的五帝传说，从考古文化中理出了头绪。

　　以史前考古复原五帝时代的历史，是几代历史考古学家不懈追求的理想，却又因疑古与信古之争而成为一个敏感领域。苏秉琦将强烈的使命感贯注到反复的实践—理论—再实践—再认识过程中，研究成果虽有些出人意料，却有根有据：“当我们提出，从华山脚下延伸到大凌河流域和河套地区，再南下到晋南，这一古文化活动交流的路线时，我们并没有引《五帝本纪》，但却与《史记》记载相同，我们是从考古学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再去对照历史传说，就可以相互印证，这不是生搬硬套的比附，而是有机的结合。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历史与考古的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理想的通路。”

《考古寻根记》 苏秉琦 著 北京出版社

　　微观方法与宏观思维

　　在谈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时，苏秉琦先生经常引用一句古话：“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前者要求走向世界，面对未来，后者要求做到如生物学那样的分子水平。这是学科方法论上从微观入手到宏观思维的比喻，也是衡量中国考古学是否成为真正科学的标准。其实，这也是苏秉琦先生本人学术历程的真实写照。

　　提起从微观入手，考古界都熟知苏先生摸陶片的“功夫”。到那时，陪同者总会被他的专心致志和观察事物的细微所吸引，有时又不免感到有些神秘。先生在回顾他整理斗鸡台发掘材料时“如痴似呆”摸瓦鬲的经历时，以哲学的思辨，回答了大家的不解：“对于陶器，如果以为仅凭视觉观察到的印象可以代替手感的体验，那就错了。科学是以逻辑思维反映客观世界，艺术是以形象思维反映客观世界。根据我的实践体验，形象思维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决不下于逻辑思维，而手感对于形象思维的作用，绝不是凭视觉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由于悟出了形象思维的重要性，才使那次瓦鬲研究的成果成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之作，后又对瓦鬲的起源找到了可靠线索，那是在北方的河北张家口和内蒙古河曲地区仰韶文化末期到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都找到了小口尖底瓶晚期形式与早期鬲相衔接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