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他联想到甲骨文中的“丙”和“酉”字，前者与原始鬲相近，后者则同晚期小口尖底瓶惟妙惟肖，这就从五千年前后这两种代表性器物的演变中，找到了两个甲骨文字最初创意时的物证，而这两个字都是属于与祭祀礼仪有关的“干支”系列，从而把鬲的起源与文字的起源，也就是与文明起源的具体进程联系起来了。

　　这种考古学特有的从微观到宏观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表现在苏秉琦对仰韶文化的分析中。他在从仰韶文化众多特征中紧紧抓住庙底沟类型的标志性纹样——抽象化的玫瑰花，此图案在分布中心区演变序列有头有尾，更影响到大半个中国，是仰韶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因素。显然，它与中华文化的起源息息相关。于是，他由“花”引申出“华”，以为“华山”就是由活动在华山脚下的以玫瑰花图案为标志的原始人群而得名的，今天我们自称“华族”“华人”也渊源与此。

　　苏秉琦由微观到宏观的研究方法，在他的晚年达到高峰，那就是提出了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古与今接轨的目标。

　　关于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是在90年代紧接着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号召之后提出来的。那时，他把中华传统的渊源向前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归纳为四句话：“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古国和两千年中华一统实体。”以为有了这个对“国情”的基本认识，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比较就有了成熟的条件。

　　在我国，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相对薄弱。苏秉琦从区系观点出发，将中国六大区系概括为面向大陆和面向海洋的两大块，分别与欧亚大陆和环太平洋的两大块相衔接，这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格局。他特别重视古史所记的“四裔”地区作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衔接点和桥梁的作用。由此看出，东西方文明之间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它们各有独立发展道路、特征，同时又频繁交流，有着相近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进而他又提出“人类文明一元性”的观点，因为地球是独一无二的。

　　苏秉琦是考古界的思想家，他提出考古要哲学化，这尤其体现在他人生最后几年对中国考古学实现古与今接轨、与未来接轨的思考。他以为，这并不是遥远而不可及的事。

　　其实，早在他把全国考古文化划分六大区时，就是考虑到建国以来几经变化但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六个行政大区的划分。他始终强调，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最终目的，是阐明把十亿人凝聚到一起的中国文化体系的基础结构及其形成过程，是为了认识中华、振兴中华、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从一种器物到一个考古学文化，再到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从中国文明起源的系统论述，到世界的中国考古学和历史与现代化、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古今一体的设想，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大跨度的，却是一步步扎扎实实走过来的。

　　布衣教授的情怀

　　1994年秋，北京大学考古系为苏秉琦先生举办85岁诞辰庆祝会时，学生们称先生为“布衣教授”，这不仅是指他除在中国考古学会这一民间学术团体被推选为理事长以外，从未担任过任何社会职务，更是对先生高尚人格的赞誉。

　　不过，苏先生自称是幸运者，这指的一是事业，一是学生。

　　从1952年起，北京大学受文化部委托，连续举办了三期考古训练班，同年，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苏秉琦先生作为培训班的主要筹划者和考古专业的创始者、负责人，将考古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在建立教学体系和培养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在北大考古专业初创时期，他主持了教学计划、教学方案和实习计划的制定。与他多年共事的宿白先生说，苏先生将他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时期贡献给了北大考古教学工作。

　　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二十多年，只有北大设有正规的考古专业，70年代以后，在各地大学创建的考古专业，也大多是以北大毕业的同学为教学骨干、以北大的教学为模式的。所以，苏秉琦先生作为大学考古教学的创始人，可以称为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

　　每一个与苏秉琦先生接触过的人，都有会被他那富于远见的思维脉络和幽默又耐人寻味的比喻所吸引，所感染，并在实际工作中被一再证明，从而始终尊先生为引路人和指导者。

　　学问上的收获之外，学生们更为钦佩的，是先生那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考古界流传着苏先生用个人经费资助考古发掘的事。那是1934年发掘斗鸡台因经费短缺面临停工时，他从西安自家工厂中筹措了一笔数目不菲的款项。对此，苏先生从未谈起，有学生问到，先生只淡淡地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因为先生想得更多的，是中国考古学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他常常为赶上这个新时代而兴奋不已。他一再强调，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为此，他力主学科要坚持科学化与大众化的发展方向。先生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被选为1988年高考语文阅读试题，1994年《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一书获首届国家图书奖。社会的反响与认可，使他感到，我们的路子走对了。

　　先生晚年思维仍十分活跃，学术思想的发展明显加快。他希望多做些事，也意识到“岁月不饶人”。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已有了“对后人要有个交代”的想法，并促成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在他弥留之际问世。与苏秉琦先生同时倡导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费孝通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纪念文章中，评价这本书“代表了北大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实事求是研究的传统，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自觉”。先生确信，有已创建并继续发展的学科理论体系，有不断壮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中国考古学面向世界、面对未来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对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他已寄希望于年轻和更年轻的一代。所以，他欣慰地说：“21世纪的考古学，我看到了。”

　　（作者：郭大顺，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