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亮斌

　　位于湖南友好省县滋贺县的琵琶湖是日本第一大淡水湖，面积约674平方公里，蓄水量256亿立方米，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之一。琵琶湖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邻近日本古都京都、奈良，以及经济重镇大阪和名古屋，是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琵琶湖是京阪地区1400万人的饮用水源。

　　琵琶湖纳入河流460条，流出河流仅赖田川一条，自然条件极为封闭，进多出少的水系格局使得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湖体净化周期为19年，因此琵琶湖环境保护的自然净化条件并不好。琵琶湖自日本明治时代实施对京阪地区供水以来，当地就一直重视对这一水质的保护，但196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还是导致了琵琶湖水质下降，赤潮、绿藻时有发生。政府部门先后出台一系列法规和条例，对琵琶湖周围地区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作出明确规定，制定了严于国家数倍的水质标准，其中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等影响湖泊富营养化指标的标准限值分别为1、0.2和0.01毫克/立方米，是我国现行湖泊水质标准的5—20倍。早在1972年滋贺县就制定了琵琶湖综合开发计划，通过多年努力琵琶湖主要水质目标已基本实现。

　　滋贺县强化污水处理在琵琶湖污染治理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建成了高度发达的污水处理体系：以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为主体，尚未纳入集中处理的城区则采用合并净化槽处理技术，全县409个村落也全部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实现农业灌溉排水的循环利用。上述三大体系综合配套使得滋贺县污水处理率98.4%，在日本国47个省级行政单位中排名第二，总计人口140万的滋贺县已经建成的9座污水处理厂，城乡废水不再直接进入水体，处理后的污水水质已经堪比自来水。

　　琵琶湖治理对美丽中国和我省“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一是全民普及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意识。日本人资源节约意识很强，没有国内常见的“舌尖上的浪费”，对土地利用十分集约，如大津市水再生中心占地面积仅2.89公顷，仅为我省同类企业的1/5，但是日处理能力却高达7万吨，该厂除实现废水深度处理外还进行了除臭处理，地处闹市却绝无丝毫臭味，没有我省环保基础设施普遍存在的“公厕效应”。二是确立饮用水源地保护目标，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琵琶湖作为京都——大阪的主要饮水供给水源，这就确定了琵琶湖的生态功能定位，并制定了相应的资金补偿制度，理顺了水资源供给和生态补偿的关系。面对1960年代开始出现的琵琶湖水质恶化问题，也由日本政府出面，组织滋贺、京都、大阪等地政府共同商议，以国家水污染防治标准为基准，制定琵琶湖水质追加条例，水质保护经费由各方共同承担。这一做法，对我省湘江、洞庭湖和东江湖的资源定位和生态补偿提供了参考价值。三是划定生态红线，实施最严厉的水环境质量标准。琵琶湖极其严格的水质标准一经确定，所有法规和综合性计划均以此为基础照章实施。我省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难于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但国家规定的工业废水综合排放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必须严格执行。四是大力开展环境宣传力度。滋贺县大力宣传琵琶湖与人共生和永续利用的理念，将每年的7月1日和12月1日定为环境保护日，组织开展“山之子”、“湖之子”等环保活动；1984年组织召开了第一届世界湖泊会议，目前已经成为在全球各国轮流召开的湖泊保护年会；建立了琵琶湖环境博物馆，大力开展环境宣传和教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围绕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生态文明制度的改革，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对照上述要求以及省政府一号工程建设，琵琶湖治理几乎提供了现成的范本，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省环保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