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皆有度，无处不讲度。演绎在血与火战场上的指挥活动之“度”，最难以把握，也最需要把握。针对当今作战指挥领域孕育着的许多新趋势，我们理应追踪研究，但对有的问题强调过度也可能适得其反。

　　战场信息是不是越共享越好？美军认为，当信息不足时，指挥员不得不考虑多种方案，定下决心所需时间较长。但决心质量与所使用的信息并不成正比。当信息超过一定限度时，定下决心的时间显著增长，而决心质量提高甚微。人们认识到，指挥决策没有充足的信息不行，但信息过多过滥也是累赘；过去因专业壁垒而导致信息难以共享，但现在看来过度共享信息也不见得有多好。据报道，当前美国政府的卫星和空中监视平台所收集的数据量是5年前同期的1500％，但数据处理能力仅提高了约30％。有鉴于此，如果一味强调“信息共享”，不仅会导致信道“拥堵”，而且会置指挥员于被大量无关紧要信息“淹没”的境地，延长决策周期。“只有恰当的信息才是最好的信息”，“在需要的时间、需要的地点、给你需要的情报信息”，这种由信息共享转变为信息按需分配之举，值得借鉴。

　　决策意见是不是越求同越好？有人剖析许多成功人士的经营之道后得出结论：聪明的决策者不是等所有的人都赞成以后才行动的。对某项方案，如果有40％的人赞成，就应该马上批准行动，如果等到争取60％的人同意了再干，就可能已经错过时机。现代条件下作战，空间在急剧膨胀，时间在高度浓缩，指挥决策当然需要广争鸣、集众益，但必须争而快决、议而快断、决而速行。实践证明，一个实践可行但并不完善的决策，比一个过了时的正确决策更重要。一位曾参加过抗震救灾的同志讲，我们平时演习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开什么会、开几次会，其实在抗震救灾那种紧急情况下根本用不上，更多的是要靠指挥员临机决断、灵活处置。

　　歼敌力量是不是越彻底越好？苏联一位军事专家根据二战多起战例推算：进攻一方在作战中，只要摧毁敌60％至70％的兵力兵器，就足以使对手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若要使敌损失达到70％以上，自己就会付出极不相称的代价。有研究也表明，信息化条件下，只要有5％至10％的集散节点同时失效，就足以搞垮整个体系。现代战争是一个充分计算成本和收益的战争，无不追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打不打、打什么、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都取决于决策者对机会与风险、收益与代价的权衡。将来打仗，那种“歼敌一千，自损八百”“不惜一切代价”的打法，决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现实演习训练中，那种排山倒海式兵力使用、天女散花式火力打击的观念，也得改一改了。

　　指挥跨度是不是越大越好？无论组织演练还是研究打仗，各级都在强调“扁平化”指挥问题。这种指挥方式不乏合理之处，但其实也有误区。指挥控制是有层次的，并且多一层次的控制和甄别，就会少一分失误与失准的概率，这是指挥学和控制论的一条基本原理。并不是指挥体系的幅度越宽、层次越少效率就越高。事实上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军队的指挥体系层级并没有减少，即使有所减少，也不是根本性的变化。美军一些师级单位里有旅的编制，俄军现在还准备恢复作战师，难道他们不怕指挥层级过多？指挥效率的提高，除了指挥决策的时效性之外，关键在于指挥体系是否顺畅，指挥信息处理和传输是否迅速、及时、直达。如果信息传输速度如蜗牛一般，即便指挥跨度再大，其效用也有限。

　　机构编组是不是越少越好？有人断言，少之又少、精之又精的“袖珍型”指挥机关是未来发展方向。但凡事并非“小就一定是美丽的”。一群绵羊战不过一头狮子，胜负不在“一群”与“一头”之别，而在于“绵羊”和“狮子”的差异。鉴于我军指挥机构庞杂，人员构成必须精简，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仅从数量上分析研究问题，也未免有点机械。海湾战争中，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机构一开始只有七八百人，够精干的。可到了战争中后期，却陡然增加至1700余人。现代指挥与控制的复杂性、艰巨性，要求指挥所必须保留编制表上的大部分人员和设备。不过话又说回来，保持了相对规模的指挥机构，也就意味着将面临更大的生存威胁。怎么办？有专家支招：“广泛分散配置的细胞状指挥所，可能是今后生存能力最强、效率最高的指挥形式结构。”

　　把握时机是不是越及早越好？在战场对决中，作战准备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这是对的。但并不是说，任何情况、任何问题一概都是早比晚好。比如，预备队的机动和使用，晚了固然会贻误战机，但早了也可能导致战斗失利。指挥军事行动特别是战役战术行动，贵在识机，重在适时。NBA赛场上的一个好教练，总是小心翼翼地使用暂停机会，该叫则叫，一次也不浪费，直至不再有机会为止，并且争取每一次都恰在其时，不早也不晚。而一个蹩脚的教练，要么该叫的时候不叫，错失己方调整的良机；要么不该叫的时候却叫了，轻率“预支”了后面更加需要的暂停机会。NBA的许多比赛都以几分之差乃至一分之差决出胜负，一次暂停的选择便可能是牵动全局的。这说明，恰当地把握时机是一种高超的指挥艺术，而美国军事运筹学家斯赖伯说过：“指挥员指挥艺术的作用可以达到总兵力的41％”。

　　编辑感言

　　达尔文与《物种起源》的变迁

　　■周 峰

　　是否拥有《物种起源》第六版，在英国藏书界是衡量藏书水平的标志之一，此说其来有自。

　　1831年底，达尔文随英国海军“小猎犬号”开始了为期5年的环球考察。之后又经过23年积淀，他在1859年11月出版《物种起源》。一个月后，在做了标点、拼写等技术修改后，《物种起源》第二版问世。之后，《物种起源》又分别在1861年出版第三版，1866年出版第四和第五版，1872年出版第六版。

　　然而学界普遍认为，《物种起源》的修订一版不如一版。从第四版开始，达尔文为回应批评，对该书做了大量修改，以至第六版篇幅比第一、二版多出三分之一。但篇幅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限于19世纪下半叶的认识水平，对达尔文的批评多属无厘头，他的答复往往也是错误的。再加上达尔文为迁就政界、宗教界意见一再退让，导致第三版以后的《物种起源》越来越偏离原来正确立场，面目渐非。时至今日，除了达尔文研究者已少有人阅读第六版，出版商也仅限于选择第一或第二版。《物种起源》第六版，渐成稀品。

　　《物种起源》不同版本的遭遇说明，即使达尔文也难免因外力改变观点，所幸时间无法埋没公众认可的真理。这也启示我们，在探索包括未来战争制胜规律等问题时，质疑精神不可或缺，坚持真理非常可贵。理论被官兵充分理解掌握，才会成为制胜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