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本质，对于领导干部进一步转变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把注意力转移到提高效率上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效率问题涉及经济发展的本质。从供给角度看，现代经济发展的支撑要素主要有土地及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随着经济发展，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也应该避免的是这种增长路径的锁定，否则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只增加投入量而不注重提高投入效率，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趋势就会越来越明显。近年来，一些地方要素投入增长率居高不下但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的现象就印证了这一点，也表明这种粗放型发展方式已走到尽头。而集约型发展方式着力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对各种资源和要素进行优化组合，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种发展是可持续且无负效应的。发达国家的经验、“亚洲四小龙”的实践以及拉美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从正面和反面提醒我们：今天，面临转型的中国经济，只有拿出“凤凰涅槃”、壮士断腕的勇气，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下决心改变要素驱动型增长方式，着力提高效率，才能延续良好发展势头。

　　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把各个经济体划分为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三种类型。驱动力的转换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条件有着直接对应关系。从我国的情况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条件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因此，对发展动力的选择也应因地制宜。以东部地区和一些大城市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拥有较强的科技实力，具备实现创新驱动的基础和条件。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资源比较优势红利尚未完全释放，科技能力的积累还需要一个过程，高端要素的集聚条件也不如东部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因此，东部地区和一些大城市有条件通过继续借力效率驱动加快向创新驱动转型；而中西部的多数地区仍处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的阶段，需要通过各种努力提高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为最终走向创新驱动创造条件。

　　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效率驱动，要点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扣除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贡献，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和，其来源主要包括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等。研究表明，一个经济体发达与否，表面上体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高低，深层原因则主要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在70%至80%，而我国仅为30%略多。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应改变片面重视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习惯，注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根据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可以识别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的还是效率驱动的。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但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明显提高，在制造业的一些重要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还有所下滑，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信号。

　　让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实现效率驱动，必须健全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只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之所以高，主要是因为两个规律在起作用：一个是通过价格进行调整的供求规律，另一个是市场竞争规律。如果市场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社会经济行为就会出现偏差，市场机制就会失灵，就会导致要素价格扭曲、投入不讲效益、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寻租腐败等现象，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企业创新动力缺失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经济发展方式就无法跳出粗放型的窠臼。

　　破除阻碍资源合理流动的障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当前实际情况看，应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简化或取消不必要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事项。这项工作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相关红利正在释放。二是地方政府要为资源合理流动创造有利条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意味着资源要从效率低的部门或行业向效率高的部门或行业流动。这种流动不可避免地会使效率低的行业萎缩，或者使资源向其他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如果地方政府出于本地生产总值、税收等方面的考虑，通过行政手段保护本地效率低的行业，或者干涉企业正常的兼并、重组、迁移，就会阻碍资源正常流动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必须深化认识、转变观念，立足本地实际和比较优势推动发展，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经济，破除阻碍资源合理流动的观念和体制障碍，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提高，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作者单位：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