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掀起猛烈的反腐败风暴，彰显了党和国家严惩腐败的坚定意志，也向社会传递了反腐力度升级的强烈信号，有助于凝聚人心、提振士气。

　　■黄红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掀起猛烈的反腐败风暴，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已先后有一大批副部（省）级及以上高官因贪腐或作风问题落马。如此密集地对涉腐高官开火，彰显了党和国家严惩腐败的坚定意志，也向社会传递了反腐力度升级的强烈信号，有助于凝聚人心、提振士气，迎接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愿景的历史拐点。

　　落马高官有哪些特征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和相关媒体提供的资料，从党的十八大后首位被调查的高官李春城算起，截至2014年7月12日共约有40位高官落马，平均每月超过两名。而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平均每年大约只有6名副部（省）级及以上高官因涉嫌贪腐落马。这充分凸显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这一谆谆告诫，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以及在协力擒“虎”行动上的英明果断。

　　这40名高官中，有34位副部（省）级、4位正部（省）级和2位副国级，其中包括2位现任中央委员和3位中央候补委员、1位现任中央纪委委员、1位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1位前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看，这40个案例的大致情况是：第一，从案例来源看，地方有28例、中央国家机关和全国政协有9例、中央国有企业有3例，其中以来自地方居多，约占总数70%。第二，从年龄分布看，“40后”有4位、“50后”有27位、“60后”有9位，其中以“50后”居多，约占总数68%。第三，从权力结构看，党政系统有22位，人大、政协有13位（大多数曾在党政系统任职），其他的有5位，其中以党政系统居多，约占总数55%。第四，从个人履历看，曾经主政一方或当过部门党政“一把手”的有32位，占总数的80%；从事过纪检、监察、信访和政法工作的有6位。第五，从岗位状态看，在职落马的有35位，离（退）休后落马的有5位，其中以在职落马高官居多，约占总数的88%。第六，从案发事由看，确定或可能涉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多达38位，约占总数的95%，其中相当多的高官同时存在严重的作风问题。这些情况或隐或现地反映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突出问题

　　作风不正盛行。近年来老百姓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不同程度在许多落马高官身上得到验证。2013年12月，黑龙江省副省级官员付晓光公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人员死伤。许多落马高官“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苏荣主政江西时说：“现在有少数领导干部是典型的两面人，在台上人前是正人君子，满口马克思主义，在台下人后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都敢做。”结果他把自己变成他当初反对的那个人。与此同时，相当多的高官沉溺女色，违反社会道德。有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和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等人包养情妇。中央纪委甚至点名通报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等人道德败坏。

　　权力监督乏力。绝对权力倾向于绝对腐败。胡长清曾说：“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现行体制下的权力监督架构是金字塔形，权力越大受到的监督反而越小，如此造成“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怪现象。事实上，权力过大并监督乏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高官犯案普遍存在的根症。这些落马高官，尽管在事发之时或是担任副职，或是“退居”人大、政协等非实权部门，或者已退休，但是绝大多数曾经是主政一方的“土皇帝”，或分管一摊的部门一把手，其权力之大、监督之难可想而知。如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和海南省原副省长谭力等人具有两地或以上一把手任职经历。有媒体曾报道,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像骂儿子一样骂下属”，作风霸道无人敢言。

　　政治生态劣变。在许多高官腐败案的背后，经常能看到官商、官官结盟的鬼魅之影。大部分落马高官同地工作超过10年，其中如中石油原副总经理王永春、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在石油系统工作超过30年，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杨刚等人在同一省份任职达40余年。在同一地区或系统工作时间长，难免形成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网。根据调查，多数落马高官在掌握实权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富商和其他官员进行相互间的利益输送，形成腐败共同体。如南京原市长季建业与金螳螂、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与三峡全通、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与大昌矿业，以及中石油人事地震与神秘商人周滨等，均是一些地方和系统政治生态劣变的写照。这些地方和系统的腐败土壤之深厚远超想象，经常出现“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情况。

　　当前加强廉政建设的着力点

　　加强官德建设。官德是官员所应当具备的做人做事的道德操守和品质，它反映在官员的内心世界和言行之中，对社会公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官德彰则民风淳，官德毁则世风降。”官德是检验官员素质高低的“试金石”，判断党风是否纯正的“风向标”，反映社会清明与否的“晴雨表”。《左传》云：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一些高官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本质上是官德缺失的缘故。2014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三严三实”的作风建设要求，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严三实”的讲话，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为官之道和行为准则，为做好新形势下官德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编织驯服权力的制度铁笼。从人类历史看，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用来为民谋福祉，也可被掌权者滥用谋取私利。列宁曾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不受节制的堕落。”现实表明，当前一些地方和系统高官落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就是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编织能关得住“权力”的制度铁笼，改变长期“牛栏关猫进出自由”的制度虚设状况。

　　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改革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更是铲除腐败现象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坚持“把反腐倡廉工作与各项重要改革措施结合，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通过深化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实现源头治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建设全面融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六位一体”的总改革方案，为廉洁生态建设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要扭转政治生态劣变，斩断权钱、权色、权权交易的纽带，关键是在党的纪检体制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一是落实“两个责任”，界定党委、纪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实施严格的责任追究制；二是明确“两个为主”，规定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推动纪委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三是实现“两个全覆盖”，中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并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巡视全覆盖。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