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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谭中的学问

汪学群 武才娃
2019-08-16 09:45:49  来源:文汇报

  我们先问他:您对儒家是士大夫之学有什么看法?先生认为儒学是平民之学,儒家本于家族血亲,由宗族整合全社会,由此形成儒学,其本质上属于平民百姓之学。又说起有的学者把宋明理学分成两段,南宋及元蒙是中古哲学的结终,尤其是朱熹集大成,而明代的王阳明则开启近世哲学。先生认为,唐宋革命,以及宋代为近世哲学开端不容否定,中国古代就有唐宋变革之说,主要指唐以后打破魏晋以来门阀贵族势力,开启宋代以来的平民之学。当时白衣举子考试,人人平等,都有机会,以考试而不是以门第选贤,这是以宋代作为近世哲学开端的标志之一。这一点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唱为同调之鸣。

  一次,我们拜访先生,把我们室主编的《国际阳明学研究》第二辑(有他一篇文章)及稿费给他,同时也送了一本己作《明代遗民思想研究》,请他指点。我告诉先生目前主要研究王阳明,先生说回归传统就是回归宋明理学,回归朱熹和王阳明。先生又谈及清华、北大,说在哲学领域,清华派继承西方新经验论和理学,以新理学为特色,北大则继承西方人本主义和心学,以新心学为特色,是两所大学的哲学传统。这是把理学的分野与两所大学哲学系的学风特色联系起来。我们一致认为,当代哲学的建构应以理学和心学为立脚点,尤其是朱熹和王阳明,然而吸纳西方相关思想,构建当代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色。优秀传统是不能反的,只能继承和发展它,这是中国哲学乃至于文化发展的方向。

  先生又谈及儒道二家的特色。他讲儒家文化是开放的,但他个人更喜欢道家,后者崇尚人格的洒脱,追求精神解放、独立自由。先生在人格或心态上认同道家,但在入世方面则关心文化建设、复兴国学,这又是儒家,在他身上体现了儒道结合的特点。另外,又谈及中和,他认为中和才是儒家的根本,和谐是中华文化的特色。

  关于国学,先生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国学院很难。方克立先生主张新国学应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有人着重讨论称谓的问题(院里组织了一次是否办国学的讨论会,请了各所的相关专家,我也名列其中,从开会的人来说大都不赞同国学这个称谓,近代史方面的专家认为国学一词的现代意义源自日本。后来只主办了一个国学论坛)。他则拥护国学,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历史是文化创造的,这个表述涵盖了英雄与人民群众,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先生讲了目前弘扬国学的重要意义。他那时还在北大讲课,弘扬国学。我们聊起他们班同学。我们说您是大家,大家有三,其一是大气象、豁达,其二是学问大、思想深刻,其三是年岁大,您这三条都俱备。他听后哈哈大笑。先生讲起倡导国学主要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核心价值。他多次跟我们讲你所(现在更名为古代史研究所)才是真正研究国学的,虽然不叫国学这个名,但无论是断代史研究室还是专门史研究室都在研究国学,至于国学的称谓、学位的事并不那么重要,要使国学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名片,而不是其他。对于国学的发展,他抱有限的乐观,认为国学不能没有,也不容易热起来,他主张,主流价值中应该包含国学。

  先生谈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问题,主题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我们主要围绕着什么是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如果有,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意义等问题展开讨论(这方面的内容见我的小文《一篇书评所引发的思考》)。他热爱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就是中和而不是斗争。他讲《周易》是希望倡导和谐。他虽然因年事已高写不了著作,但通过讲课、聊天、短文等表达自己的想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5年先生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我曾去看他,他见到我很高兴。我向他汇报所里要我参与“中华思想通史”项目,被聘为首席研究员并主持明代卷,此卷包括正文一百万字、资料三百万字的编纂。他说这是件好事,对我说,必须把唯物史观看作是分析中国思想的方法论,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突显中国思想的特色才是最重要的。先生告诉我中央编译出版社要出他的论文集,名字要突显中国哲学的起源、中国哲学的本质,这两句话反映他对中国哲学特色的理解,也就是试图通过与希腊、印度哲学比较,突出中国哲学的特色,反对一般化的或某种理论预设来解读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关于自身的身体状况,他说的并不多,其兴奋点仍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上。护工看我们聊天十分尽兴,给我们照相,先生脑子清醒,还那样健谈,超越生死,乐观地对待一切,令人钦佩。

  我们谈及海外汉学,先生认为,海外汉学家并不了解中国文化,有些说得文不对题。如新儒学的内在超越与西方康德哲学、宗教无关。20世纪的哲学不能回避“中西马”的问题,尤其是中西文化问题。

  先生的中青年阶段正值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这是我国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经历多年的磨难,不可能不做些反思,尤其从学术角度对那时的哲学进行了反思。他说北京大学哲学系原来叫哲学门,民国时期培养了很多哲学家。老师辈大都是从英美苏等国留学回来的,既有马克思主义,又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还有属于维也纳学派的如洪谦、熊伟等等。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把他们都集中在北京大学,当时给学生上哲学原理课的除了艾思奇以外,主要是苏联专家萨波什尼科夫,依据的是日丹诺夫的哲学体系,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其中国化,又加上翻译水平高低不等,总的来说讲课抽象枯燥,所起的效果并不好。而对于以讲传统文化为主的中国哲学,或者持批评的态度过多,或者以哲学原理简单地裁剪,对号入座。后来一段时间,则基本上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先生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有所不同,传统文化愈来愈得到政府及社会的重视。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中国自身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传统中有自己深厚的人文精神、优秀的文化底蕴,只要把这些优秀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中国人足可以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

  与先生聊天时,我们建议他写回忆录,他说写个人回忆录意思不大,应写对这一段历史的哲学反思。先生告诉我们他最近看了一本书,并拿出来给我们看,我现在已经忘记书名,不过书中的大意还是能记得些。主要是说俄罗斯又回归传统,即进入以东正教与西方文化结合的价值观的时代。这使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因学俄语的关系研究苏联哲学的情况,他们在哲学上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先生认为,中国也如此,80年代以来弘扬传统、回归传统是必然。以上我们的谈话是从文化意义立论的,是站在学术思想角度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应包含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先生又扼要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195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教中学,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大背景之下,他考回北京大学哲学系,当研究生。1957年因写了四封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同学张守正,张守正把这四封信刊出,他被错划为右派。1957年至1959年下放劳动。1959至1968年在北大哲学系期间与张岱年先生一起编选 《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69年至1970年在38军劳动,右派摘帽。1970年到1978年在湖北枣阳的中学教书。直到1978年才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用先生的话说,青春年华,付诸东流。

  作为反思过去的一部分,先生与我们聊起了他的几位老师。他提及冯友兰先生,晚年撰写《中国哲学史》,达到 “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界。又谈及张岱年、任继愈二位老先生。

  关于张岱年先生。有一段历史先生不愿回顾,但他还是跟我们讲了。这就是1957年以后,先生留在系里与自己的老师张岱年先生一起工作。张先生也是右派,先生说张先生是因为说了“以德抗位”这句话而被错划的。期间,先生与张岱年先生一起编选哲学史资料。他说那时的张先生太窝囊,经常受人欺负,他经常为张先生打抱不平,张先生反而埋怨他(我想可能是出于保护他)。1978年先生回到北京,在宗教所工作,去看望张先生,张先生没有问及先生个人这么多年的情况,反而叫他要好好改造(可能老先生还是心有余悸)。先生说1978年已经是改革开放的时期,张先生还这么看问题,他不能认同。

  关于任继愈先生。先生说他虽然考的是任先生的研究生,但1957年后,主要是跟张岱年先生学,这里指的是与张先生编中哲史资料,学了不少的东西。先生后来十分感谢任先生把他调回宗教所,1978年后在宗教所参与任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那时年轻人生活很苦,得不到应有的物质报酬,据先生讲,书出版后,所得稿费大部分被任先生用来交党费。

  另外,先生谈及港台学者时也体现出对老一辈学者的尊重与同情。他对我们讲,对港台一些学者不了解大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十分反感。老先生在那些年代说过一些话,写过一些批判传统文化的文章,应当考虑到当时的处境,予以同情的理解,或者设身处地为他们当时的遭遇所想。意思似乎在说,他们并没有置身于其中,没有资格评判。

  当然关于与两位老师的关系,是先生亲口说给我们的,是他个人的看法。先生性情耿介而不同于流俗,爱憎分明,有话直说,直抒胸臆,这是中国哲学史界都知道的。其实先生之所以说这些话,是跟两位老师的关系不一般,因为十分在意两位老师,两位老师在先生的学术生涯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在那个特殊年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总是有局限的,有些情况也是个人不能左右的。我们想,作为后辈学者应该予以同情的、善意的理解。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研究员、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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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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