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问他：您对儒家是士大夫之学有什么看法？先生认为儒学是平民之学，儒家本于家族血亲，由宗族整合全社会，由此形成儒学，其本质上属于平民百姓之学。又说起有的学者把宋明理学分成两段，南宋及元蒙是中古哲学的结终，尤其是朱熹集大成，而明代的王阳明则开启近世哲学。先生认为，唐宋革命，以及宋代为近世哲学开端不容否定，中国古代就有唐宋变革之说，主要指唐以后打破魏晋以来门阀贵族势力，开启宋代以来的平民之学。当时白衣举子考试，人人平等，都有机会，以考试而不是以门第选贤，这是以宋代作为近世哲学开端的标志之一。这一点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唱为同调之鸣。

　　一次，我们拜访先生，把我们室主编的《国际阳明学研究》第二辑（有他一篇文章）及稿费给他，同时也送了一本己作《明代遗民思想研究》，请他指点。我告诉先生目前主要研究王阳明，先生说回归传统就是回归宋明理学，回归朱熹和王阳明。先生又谈及清华、北大，说在哲学领域，清华派继承西方新经验论和理学，以新理学为特色，北大则继承西方人本主义和心学，以新心学为特色，是两所大学的哲学传统。这是把理学的分野与两所大学哲学系的学风特色联系起来。我们一致认为，当代哲学的建构应以理学和心学为立脚点，尤其是朱熹和王阳明，然而吸纳西方相关思想，构建当代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色。优秀传统是不能反的，只能继承和发展它，这是中国哲学乃至于文化发展的方向。

　　先生又谈及儒道二家的特色。他讲儒家文化是开放的，但他个人更喜欢道家，后者崇尚人格的洒脱，追求精神解放、独立自由。先生在人格或心态上认同道家，但在入世方面则关心文化建设、复兴国学，这又是儒家，在他身上体现了儒道结合的特点。另外，又谈及中和，他认为中和才是儒家的根本，和谐是中华文化的特色。

　　关于国学，先生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国学院很难。方克立先生主张新国学应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有人着重讨论称谓的问题（院里组织了一次是否办国学的讨论会，请了各所的相关专家，我也名列其中，从开会的人来说大都不赞同国学这个称谓，近代史方面的专家认为国学一词的现代意义源自日本。后来只主办了一个国学论坛）。他则拥护国学，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历史是文化创造的，这个表述涵盖了英雄与人民群众，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先生讲了目前弘扬国学的重要意义。他那时还在北大讲课，弘扬国学。我们聊起他们班同学。我们说您是大家，大家有三，其一是大气象、豁达，其二是学问大、思想深刻，其三是年岁大，您这三条都俱备。他听后哈哈大笑。先生讲起倡导国学主要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核心价值。他多次跟我们讲你所（现在更名为古代史研究所）才是真正研究国学的，虽然不叫国学这个名，但无论是断代史研究室还是专门史研究室都在研究国学，至于国学的称谓、学位的事并不那么重要，要使国学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名片，而不是其他。对于国学的发展，他抱有限的乐观，认为国学不能没有，也不容易热起来，他主张，主流价值中应该包含国学。

　　先生谈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问题，主题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我们主要围绕着什么是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如果有，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意义等问题展开讨论（这方面的内容见我的小文《一篇书评所引发的思考》）。他热爱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就是中和而不是斗争。他讲《周易》是希望倡导和谐。他虽然因年事已高写不了著作，但通过讲课、聊天、短文等表达自己的想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5年先生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我曾去看他，他见到我很高兴。我向他汇报所里要我参与“中华思想通史”项目，被聘为首席研究员并主持明代卷，此卷包括正文一百万字、资料三百万字的编纂。他说这是件好事，对我说，必须把唯物史观看作是分析中国思想的方法论，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突显中国思想的特色才是最重要的。先生告诉我中央编译出版社要出他的论文集，名字要突显中国哲学的起源、中国哲学的本质，这两句话反映他对中国哲学特色的理解，也就是试图通过与希腊、印度哲学比较，突出中国哲学的特色，反对一般化的或某种理论预设来解读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关于自身的身体状况，他说的并不多，其兴奋点仍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上。护工看我们聊天十分尽兴，给我们照相，先生脑子清醒，还那样健谈，超越生死，乐观地对待一切，令人钦佩。

　　我们谈及海外汉学，先生认为，海外汉学家并不了解中国文化，有些说得文不对题。如新儒学的内在超越与西方康德哲学、宗教无关。20世纪的哲学不能回避“中西马”的问题，尤其是中西文化问题。

　　先生的中青年阶段正值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这是我国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经历多年的磨难，不可能不做些反思，尤其从学术角度对那时的哲学进行了反思。他说北京大学哲学系原来叫哲学门，民国时期培养了很多哲学家。老师辈大都是从英美苏等国留学回来的，既有马克思主义，又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还有属于维也纳学派的如洪谦、熊伟等等。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把他们都集中在北京大学，当时给学生上哲学原理课的除了艾思奇以外，主要是苏联专家萨波什尼科夫，依据的是日丹诺夫的哲学体系，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其中国化，又加上翻译水平高低不等，总的来说讲课抽象枯燥，所起的效果并不好。而对于以讲传统文化为主的中国哲学，或者持批评的态度过多，或者以哲学原理简单地裁剪，对号入座。后来一段时间，则基本上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先生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有所不同，传统文化愈来愈得到政府及社会的重视。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中国自身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传统中有自己深厚的人文精神、优秀的文化底蕴，只要把这些优秀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中国人足可以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

　　与先生聊天时，我们建议他写回忆录，他说写个人回忆录意思不大，应写对这一段历史的哲学反思。先生告诉我们他最近看了一本书，并拿出来给我们看，我现在已经忘记书名，不过书中的大意还是能记得些。主要是说俄罗斯又回归传统，即进入以东正教与西方文化结合的价值观的时代。这使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因学俄语的关系研究苏联哲学的情况，他们在哲学上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先生认为，中国也如此，80年代以来弘扬传统、回归传统是必然。以上我们的谈话是从文化意义立论的，是站在学术思想角度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应包含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先生又扼要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195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教中学，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大背景之下，他考回北京大学哲学系，当研究生。1957年因写了四封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同学张守正，张守正把这四封信刊出，他被错划为右派。1957年至1959年下放劳动。1959至1968年在北大哲学系期间与张岱年先生一起编选 《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69年至1970年在38军劳动，右派摘帽。1970年到1978年在湖北枣阳的中学教书。直到1978年才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用先生的话说，青春年华，付诸东流。

　　作为反思过去的一部分，先生与我们聊起了他的几位老师。他提及冯友兰先生，晚年撰写《中国哲学史》，达到 “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界。又谈及张岱年、任继愈二位老先生。

　　关于张岱年先生。有一段历史先生不愿回顾，但他还是跟我们讲了。这就是1957年以后，先生留在系里与自己的老师张岱年先生一起工作。张先生也是右派，先生说张先生是因为说了“以德抗位”这句话而被错划的。期间，先生与张岱年先生一起编选哲学史资料。他说那时的张先生太窝囊，经常受人欺负，他经常为张先生打抱不平，张先生反而埋怨他（我想可能是出于保护他）。1978年先生回到北京，在宗教所工作，去看望张先生，张先生没有问及先生个人这么多年的情况，反而叫他要好好改造（可能老先生还是心有余悸）。先生说1978年已经是改革开放的时期，张先生还这么看问题，他不能认同。

　　关于任继愈先生。先生说他虽然考的是任先生的研究生，但1957年后，主要是跟张岱年先生学，这里指的是与张先生编中哲史资料，学了不少的东西。先生后来十分感谢任先生把他调回宗教所，1978年后在宗教所参与任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那时年轻人生活很苦，得不到应有的物质报酬，据先生讲，书出版后，所得稿费大部分被任先生用来交党费。

　　另外，先生谈及港台学者时也体现出对老一辈学者的尊重与同情。他对我们讲，对港台一些学者不了解大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十分反感。老先生在那些年代说过一些话，写过一些批判传统文化的文章，应当考虑到当时的处境，予以同情的理解，或者设身处地为他们当时的遭遇所想。意思似乎在说，他们并没有置身于其中，没有资格评判。

　　当然关于与两位老师的关系，是先生亲口说给我们的，是他个人的看法。先生性情耿介而不同于流俗，爱憎分明，有话直说，直抒胸臆，这是中国哲学史界都知道的。其实先生之所以说这些话，是跟两位老师的关系不一般，因为十分在意两位老师，两位老师在先生的学术生涯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在那个特殊年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总是有局限的，有些情况也是个人不能左右的。我们想，作为后辈学者应该予以同情的、善意的理解。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研究员、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