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美]段义孚著，赵世玲译，周尚意校，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段义孚这本《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是半个世纪之前写的。当时他受牛津大学地理学教授休斯顿之邀，为“世界风土丛书”写一本关于中国地理景观历史的书，对象是英语读者。三十多年前我在雪城大学时就有了这本书，但当时并没有细看，粗粗翻了一下，感到多是熟悉的历史内容，就收起来了。现在译成了中文，再一次引起我的注意，中文读起来便捷，所以看得比较仔细了。虽然仍然要略过不少熟悉的历史内容，但对一些特质的东西，也渐渐有所领悟。

　　推动景观变化的动力

　　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是：“追踪人类主观能动性对中国地貌所造成的种种变化，我们的讨论理应从自然环境开始。”原始自然景观，在人类的干预下，变为人文景观。这是美国地理学界伯克利学派的典型思路。索尔是这一学派的领袖。段义孚在伯克利大学地理系读过研究生，自然会受这一思路的影响。

　　推动景观变化的动力，大自然的力量当然是首要的，段义孚将中国古代文明核心区的自然地貌变化总趋势，分为两大类地区：一个是水土流失区，另一个是沉积区。在这两类地区中，原始人类的发展是不一样的。黄土高原是流失区，东部黄淮海大平原是沉积区。有一些盆地也是沉积区。今天，在沉积区的古代遗址，大都埋在地下深处。

　　相对于大自然的变化，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具有重要经验意义，即历史意义，在大地景观层面上，足以显示时代差异。而这类显示历史演变的景观，又可以通称为文化景观。索尔说，文化景观是变化的结果，文化是造成变化的动力。段义孚的表述略有不同，他称造成变化的动力是人口。从文化层面回归到人本身，这一观点有些上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地理学”的味道。

　　第二章“人在自然中的作用”，代表本书的主要问题意识，或者说是主旨。改造土壤、森林退却、村镇聚落发展、建筑景观形态等，是全书关注的主要议题。在这一章中段义孚引述了索尔的话，强调人类在狩猎与采集的蒙昧时代便已经开启了改变景观、使天然植被发生变化的进程。索尔对于细微变化的关注是令人赞叹的。例如“在营地中踩出小路，由于透进较多的阳光，也由于不怕践踏和其他困扰，野草沿足迹在路边丛生”。索尔的这种观察，令人联想到在课堂中常做的小型物理实验。事情虽然细小，但其示范意义是深远的。

　　当然在历史发展中，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段义孚在后面章节的历史叙述中，往往从人口变化说起，这是动力。人类首先是对土地植被进行干预，这是农业发展的结果。接下来是村镇、城市、建筑，交通道路也很重要。这些事情在一般历史叙事中常常出现，但只做抽象的表述，段义孚在本书中则强调它们是景观。因为是景观，就要指出它们的重要细节。比如讲汉代农业景观，段义孚参考《氾胜之书》，讲到田间的细节：“种糯小米的地块位于桑树之间”；在贫瘠地区，“对山岭、峭壁、靠近村落的陡坡，甚至是围墙里的坡地加以利用”；“稻田不应太大，如果太大，就不容易保持适当的水位”。

　　从经济发展角度叙述近现代景观变化

　　关于中国近现代景观的变化，占了全书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段义孚主要从经济发展角度叙述近现代景观变化。近现代中国变化巨大，且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因而变化方式是不一样的。关于这一方面，段义孚以一九五〇年为分界，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在一九五〇年以后的二十年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更为独具一格，因为农村的变化同城市一样剧烈。变化的过程不是通过几个点和线，顺应经济规律缓慢渗透，而是遵循理论的革命性改变；一种本质上的意识形态性力量可以将其影响迅速推及整个国家的社会机制”。

　　追求身临其境式的观察、研究、叙事，是地理学家的基本责任。即使不能身体力行，也要力争在阅读中捕捉有意义的景观细节。在对一些问题（特别是单纯要素）进行分析和展示时，可以适当地借助公式，但最终却不能用公式代替全部“情景”。即使做当代地理研究，也不能将现代性简化为公式。这其实是缺乏对现代情境的把握能力。现代性同样对应特定的景观感悟，段本人的研究便是例证，他的人本主义地理思想，就是在贴近情景的感悟中产生出来的。众所周知，段义孚的这一思想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而成为当代地理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据《读书》同名文章摘编）